摘要
李东垣所著的4部医学文献中，计约340余次言“火”。这些与“火”相关的资料可被归为7类。李东垣在化用《黄帝内经》中的“君火”“相火”“壮火”“少火”及“火郁发之”等术语外，还创新性地提出了“阴火”“阳火”“郁火”“伏火”等概念，于此辨考，有助于大家深刻理解其学术思想。
李东垣所著之《脾胃论
李东垣对“火”的论述，可以从以下7个维度予以概括。
“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尚书大传》）及“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言之“火”，就是以人类日常生活、生产常识中“火”之炎上、明亮、温热、赤色、升腾、向上、烧灼或焚烧、糜烂、兴奋等表征（象）作为思维原型，但凡与此“火”之“象”相同或相类似的事物，其属性便为“火”。这是《黄帝内经》“火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李东垣论“火”的思维背景，还是“经验思维”、类比思维方法的具体应用。所以，李东垣著作中所涉及的“火”的内容，也绕不开这一“火”概念的应用。如其阐述方药煎煮时所提及的“火熬”（《兰室秘藏·上卷·退翳膏》）、“火炒”（《脾胃论·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武火煎”等，即是其例。
五行概念源自古代十月太阳历法的一年分五
在李东垣的4部著作中，其对“火”的学术认知必然秉承这一旨意，因此书中应用五行理论中“火”的概念，表达其相关学术理念。如“心主火，肝主木，此木火之势盛”（《兰室秘藏·内障眼论》）；再如“天地之间，六合之内，惟水与火耳！火者阳也，升浮之象也”（《内外伤辨惑论·重明木郁则达之之理》）；还有“所胜妄行者，言心火旺能令母实，母者，肝木也”（《脾胃论·脾胃胜衰论》）；另如“复气乘冬足太阳寒水，足少阴肾水之旺……反来克土，火木受邪”（《兰室秘藏·神圣复气汤》）等所言之“火”，均指五行属性为火的“心”。这与《黄帝内经》中的“火者，心也”（《灵枢·热病》）、“心……其类火”（《素问·金匮真言论》）的内涵一致。
李东垣基于《黄帝内经》中“水为阴，火为阳”“水火者，阴阳之征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的观念，用“火”来表达人体脏腑的阳气，如“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化行其令，相火者，包络也”（《兰室秘藏·诸脉者皆属于目论》）。李东垣在此将《黄帝内经》运气理论中的“君火”，化用为心或心之阳气；将相火化用为心包络或心包络之阳气。再如李东垣为了用“火”的概念来表达人体脏腑阳气，于是将《黄帝内经》之“气食少火，少火生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的“少火”，直接化用为脏腑正常状态之阳气（《兰室秘藏·耳目门·内障论》）。“阳火之根，本于地下”，是指人体诸阳之气，根源于肾（即“地下”）（《兰室秘藏·酒客病论》）。
李东垣用“火”“火邪”来表达人体脏腑阳气失常状态下的病机，这是李东垣论“火”学术思想之核心。为此，其所著的4部医书中，从不同的临床视角，构建了29个以“火”构词的病机术语，具体为：“火邪”“阴火”“阳火”“壮火”“郁火（火郁）”“燥火”“伏火”“心火”“肺火”“肺中郁火”“胃火”“肝火”“上焦胸中之火”“中焦之火”“下焦之火（下焦火）”“下焦伏火”“肾中伏火”“肝肾伏火”“丹田伏火”“血中伏火”“阴中伏火”“阴中之火”“阴中火旺”“冲脉之火”“肝经火下伏”“下焦包络之火”“浮溜之火”“内伏火热”“火不伸”。
其中，“甘寒以泻其火则愈”乃阴虚所致的虚火（虚热），也被称为“浮溜之火”（《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朱砂安神丸》）。此火多为“劳役动作，肾间阴火沸腾”之故（《内外伤辨惑论·辨劳役受病表虚不作表实治之》）。
“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乃湿邪郁闭阳气而致的“阴火”（《内外伤辨惑论·辨寒热》）。此“火”当用“升阳发汗”之法治之，因为“火郁乃湿在经者，亦宜发汗，况正值季春之月，脉缓而迟，尤宜发汗，令风湿去而阳升”（《兰室秘藏·腰痛门》）；亦即所谓“除湿去热，益风气上伸，以胜其湿，又云火郁则发之”之义（《兰室秘藏·妇人门·经漏不止有三论》）。
阳热亢盛的实火（实热）种类较多，如七圣丹治疗的“三焦火”，用“火郁汤”治疗的脾中“郁火”，也称为“心火”（《兰室秘藏·杂病门》）等，应属于实火、“壮火”“火邪”之类。又如《兰室秘藏·痣漏门》所提及的大便燥结之“火邪”（又名曰“燥火”），再如参术调中汤中“桑白皮苦微寒，泻肺火定喘，故以为君……茯苓甘平降肺火”（《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其中所提及的“肺火”。
“黄芪甘温，泻火补元气；人参甘温，泻火补中益气”（《脾胃论·半夏白术天麻汤》）所论之“火”，乃内伤（过劳、情志过极、饮食不节等因素）病因所致之“火”。对于此火，李东垣倡导使用黄芪、人参、甘草等甘温之品，因其既“能补元气”，又“能泻火”（《兰室秘藏·小儿门·治惊论》）。
由上可见，李东垣所论“火”之病机，是依据临证具体病证从多个维度来阐述不同内涵机理的，故而在谈论李氏论“火”病机时，务必要详细、明晰地辨识。
基于自身对“火”的深刻理解，李东垣借用“火”原型的色赤、烧灼、物体被火焚烧而糜烂等特征，对某些病证临床症状予以描述，于是就有了临床症状中的“火”术语。如“两眼蒸热如火之熏……上下睑赤烂”（《兰室秘藏·内障眼论》）；再如“表热如火燎于肌肤，扪之烙手”（《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升阳散火汤》）等。
李东垣针对不同机理所致之“火”，制定了相应的多种治“火”方法之术语，如：“内消阴火”的“消火”法；利膈丸的“泻肺火”（《医学发明·膈咽不通并四时换气用药法》）；补中益气汤中“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医学发明·饮食劳倦论》），方中“加五味子、麦门冬，助人参泻火”（《医学发明·四时用药加减法》）；黄柏、知母、肉桂“能补肾而泻下焦火”（《医学发明·滋肾丸》）；“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脾胃论·脾胃胜衰论》）；“风药升阳以发火郁”（《脾胃论·君臣佐使法》）；“人参之甘，补元气，泻热火也”（《脾胃论·脾胃虚弱随时为病随病制方》）；“暑月阳盛，则于正药中加青皮、陈皮、益智、黄柏，散寒气，泻阴火之上逆”（《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
值得一提的是，李东垣创制的升阳散火汤，用于治疗“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之中焦郁火，为“火郁则发之”治法的具体应用（《脾胃论·升阳散火汤》）。故但凡临证遇到“郁火（火郁）”病机所致之证，李东垣都化用《黄帝内经》“五郁”治法中的“火郁发之”（《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思路，制定“升阳散火”之法予以治之。
李东垣认为，阴火上扰而致的心烦不寐症，可用朱砂安神丸治疗，该方“以当归补其血不足，朱砂纳浮溜之火，而安神明”（《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显然，此处的治火之法为“降火”“镇火”，即通过收纳、镇降之力而治疗火之上浮。另外，还有“收火”之法（《兰室秘藏·内障眼论》）。
以上内容扼要叙述了李东垣的4部医书论“火”的多种意涵，并不局限于“阴火”之一端。
李东垣在4部医书中，有340余次用到“火”字。书中除了化用《黄帝内经》中的“君火”“相火”“壮火”“少火”“火运不及”“火郁之发”等相关术语外，还结合临床实际案例，首创了“阴火”“阳火”“郁火”“伏火”等与“火”相关的医学术语，极大地丰富了中医药学的“火”理论。此处仅就几个关键性的“火”术语给予考辨。
李东垣的4部医书中共52次论及“阴火”（其中《脾胃论》有28次，《内外伤辨惑论》有10次，《兰室秘藏》有6次，《医学发明》有8次），这些既是其论“火”之重点，也是其学术思想的重要支撑。
依据李东垣的学术立场，外感病因为阳，内伤病因为阴。因为此“火”是由内伤病因所致，故李东垣称之为“阴火”。此可从李东垣的论述得以证明，如《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云：“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调经篇》云：病生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又云：阴虚则内热，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为内热。”
对于阴火的诠释，医学界也存在一些其他的观点：有人从实证之“火”为阳，虚证之“火”为阴，认为脾气虚或肾虚所生之火为阴火；有人认为正气为阳，邪气为阴，此乃脾虚所致之火，而为阴火；有人认为此“火”的病机发生在阴分、血分、下焦、肝肾等属阴的部位，故称为阴火；有人认为治疗方法中，祛邪之法属阳，补虚之法属阴，此“火”用补中益气法治疗，故称为阴火；等等。这些观点虽然也有道理，但皆非李东垣的本义。
从李东垣所引用的《黄帝内经》之原文（如《素问·调经论》之“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以及“阴虚生内热奈何……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气热，热气熏胸中，故内热”）可知，其命名的“阴火”，是由饮食、劳逸等内伤病因所致（内伤病因属阴），为脾胃虚弱、元气不足而形成的内伤之阴火、内热。这也是其提出“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泻胃土耳。今立补中益气汤”（《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的原因。
有学
如若认真解读李东垣关于“阴火”产生的论述，大家就会发现其内在机制包含8个关键要素。
一是脾胃受损，气虚失于运化而致水谷精气郁积化为“阴火”。此即“脾胃有伤，则中气不足……惟阴火独旺，上乘阳分，故荣卫失守，诸病生焉。其中变化，皆由中气不足，乃能生发耳”（《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这就是其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此类“阴火”的理由（《脾胃论·补中益气汤》）。
二是脾胃受损，清阳不升，营血化生不足而生阴火。此即所谓“脾胃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不营，阴火炽盛”（《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此种情况可以用“交泰丸”治疗，才能达到“升阳气，泻阴火，调荣气，进饮食，助精神，宽腹胁，除怠惰”的效果（《兰室秘藏·劳倦所伤论》）。
三是脾胃受损，湿浊下流，闭塞下焦而化“阴火”。此即“肾间受脾胃下流之湿气，闭塞其下，致阴火上冲”（《内外伤辨惑论·辨寒热》）；或者“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之故。此种情况所以要用“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治疗（《脾胃论·脾胃胜衰论》）。
四是脾胃虚弱，水谷精气化生不足，元气受损，而生“阴火”。此为“脾胃虚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或者“饮食失节，及劳役形质，阴火乘于坤土之中，致谷气、营气、清气、胃气、元气不得上升……下流伏于坤土阴火之中”（《脾胃论·阴病治阳阳病治阴》）。
五是劳逸失度，肾阴受损，阴不制阳，而生“阴火”。此为“因劳役动作，肾间阴火沸腾”（《内外伤辨惑论·辨劳役受病表虚不作表实治之》）；又或者“损肾水真阴及有形阴血，俱为不足，如此则阴血愈虚，真水愈弱，阳毒之热大旺，反增其阴火，是谓元气消亡”（《兰室秘藏·酒客病论》）；或是“阴中火旺，上腾于天……此病阳亢，乃阴火之邪滋之”（《脾胃论·阴病治阳阳病治阴》）之类。此类“阴火”，属于肾阴受损，阴虚火旺之虚火，治当滋阴降火。故李东垣强调“加寒水之药降其阴火，黄柏、黄连之类是也”（《脾胃论·胃虚脏腑经络皆无所受气而俱病论》）；或者“加生地二分，黄柏三分”（《兰室秘藏·酒客病论》），以奏滋阴降火之效。
六是情志所伤，气机郁滞，而生“阴火”。此为“夫阴火之炽盛，由心生凝滞，七情不安故也”（《脾胃论·安养心神调治脾胃论》）。此类“阴火”，实乃气机郁滞所生之“实火、实热”，故李东垣在辨证施方中“加青皮、陈皮、益智、黄柏，散寒气，泻阴火之上逆”（《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
七是阳虚阴盛，虚阳浮越之“阴火”。此为“阴火有余，阳气不足，伏匿于地中”（《脾胃论·胃气下溜五脏气皆乱其为病互相出见论》）。李东垣认为，对此类“阴火”的治疗，应当遵循《黄帝内经》制定的“从阴引阳”之法，“先于地中（脾胃）升举阳气，次泻阴火”治之而愈，相当于今之“引火归元”之法治之。对此，李东垣用“交泰丸”治疗，可收“升清阳，泻阴火”（《脾胃论·交泰丸》）之效。
八是外邪侵入，郁滞化为“阴火”。此类“阴火”属于实火、实热，治当祛除邪气，以泄“阴火”。这就是“夏月，加青皮、陈皮、益智、黄柏，泄阴火上逆，或以消痞丸”（《医学发明·四时用药加减法》）所论之“阴火”。
于此可知，李东垣所论“阴火”形成之机理，多数属于内伤病因所致，间或有外邪侵入，但多是虚实夹杂之复杂机理。
据所论内容的语境进行辨识，李东垣所论“阳火”之意有二。
其一，“阳火”是指人体正气（生理之阳气）。李东垣借用《易经·泰卦》“天地交而万物通”爻辞，表达天地阴阳之气升降之义理，引出人体阳气根源于下焦肾水（《兰室秘藏·酒客病论》）的道理。所以，此处之“阳火”，是指人体肾水之中的阳气。
其二，“阳火”是指病机中阳亢所化的“实火、实热”。青葙子有助“阳火”之弊，由于“阳火甚，瞳子散大”，故青葙子有散瞳之不良反应。因此，《兰室秘藏·内障眼论》指出，治疗“内障眼”（青光眼）的方药中要“去青葙子”。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青葙子有扩散瞳孔作用，故该药对于青光眼、瞳孔散大者禁用。
《黄帝内经》“君火、相火”之论见于专述五运六气理论的《素问·天元纪大论》。经文为了将风、寒、暑、湿、燥、火（热）六气纳入五行架构加以应用，于是对暑气、热气予以五行属性为“火”的命名和规定，将热气、暑气均纳入五行中的“火”。自然界的暑气发生于热气的基础之上，热气之后，才能形成暑气，据此，书中将“热气”命名为“君火”，将“暑气”命名为“相火”。二者都有各自显著的气候特征（即经文中的“明”），又都有各自所主旺的时段（即经文中的“位”），这就是“君火以明，相火以位”之真实内涵，也是经文定义热气为“君火”，定义暑气为“相火”的初衷。
李东垣出于对相关病证机理创新的需要，将《黄帝内经》中的“君火-热气”“相火-暑气”分别加以化用，使其脱离了经文中的初始意义。这是解读李东垣论著时务必要加以辨识的。
李东垣的4部医书中共有13次化用“相火”之内涵。其所论之“相火”，具有生理意义之“相火”及病理意义之“相火”两端。
此处有3种含义。
其一，指心包络之阳气，如“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化行其令，相火者，包络也。主百脉，皆荣于目”（《兰室秘藏·诸脉者皆属于目论》）。
其二，指三焦之阳气，如“相火……心包络之脉，出心系，分为三道。少阳相火之体，无形其用，在其中矣”（《兰室秘藏·内障眼论》）。少阳，指手少阳三焦经。因为心包络与三焦为表里，故三焦之阳亦被称为“相火”。
其三，指肾中阳气，即命门之火，如“肾有两枚，右为命门相火，左为肾水”（《医学发明·损其精者益其精》）。这一观点是《难经》“左肾主水”“右肾主命门火”（《难经·三十六难》）学术立场的延续。
此处有2种含义。
一是指肾阴亏虚所致的虚火（虚热）。凉血地黄汤所治之“妇人血崩，是肾水阴虚，不能镇守包络相火，故血走而崩也”（《兰室秘藏·妇人门·经漏不止有三论》）即是其例。再如李东垣运用“拨云汤”治疗眼疾中的“寒水翳”（相当于“白膜侵睛”证，临床以“以白膜上侵黑睛，白珠多赤”为特征），以及“寒膜遮晴证”（相当于“凝脂翳”，以黑睛生翳，状如凝脂，或伴黄液上冲为特征）时，认为其乃“足太阳膀胱，为命门相火煎熬”所致。此处所用方药为黄芪、细辛、升麻、葛根、柴胡、生姜、川芎、荆芥穗、藁本、生甘草、当归身、知母、黄柏等，仍不离益气升清、滋阴清热之大法，用于素体气阴两虚，风热邪毒乘虚而入所致的目翳之症，自当有效（《兰室秘藏·内障眼论》）。
二是指下焦邪火。如“相火，下焦胞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再如“有时胃脘当心而痛，上支两胁，痛必脐下相火之势”（《内外伤辨惑论·辨外感八风之邪》）等。
可见，李东垣借用《黄帝内经》标记“热气”的“君火”符号、标记“暑气”的“相火”符号，分别用以表达君相二火，故心（君主之官）的阳气为“君火”，心包络是辅佐君主之臣、之相，故其阳气为“相火”。而三焦（经脉为手少阳三焦经）与心包为表里，故三焦之阳气也可以成为“相火”。这是李东垣的4部医书中所用脏腑生理机能中的“相火”术语。至于脏腑机能失常状态下的病理意义之“相火”，李东垣则指肾阴虚之虚火和下焦之邪火。
《黄帝内经》“壮火、少火”之论，见于专述阴阳理论的《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经文是在“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味”之前提下，对药性气味的厚薄及其药理作用进行分类的。故而此处的“壮火、少火”，是指药物的属性特征和药理作用。如气味纯厚的药物或食物，马莳言其：“气味太厚者，火之壮也。用壮火之品，则吾人之气不能当之而反衰矣。如用乌附之类，而吾人之气不能胜之，故发热。气味之温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则吾人之气，渐而生旺而益壮矣。如用参归之类，而气血渐旺者是也……惟壮火为能食（食，亏损，后作‘蚀’）人之气，此壮火之所以能散吾人之气也。食则必散，散则必衰，故曰‘壮火之（通‘致’，导致）气衰’。惟吾人之气未为能食少火之气，此少火所以能生吾人之气也。食则必生，生则必壮，故曰‘少火之（通‘致’，导致）气壮’。”李东垣较早地将经文中的“壮火”进行化用：一是化用为人体本来病理状态下阳热亢盛之实火或实热（《兰室秘藏·内障眼论》）；二是指脾胃气虚所致之火，如“经曰：热伤气。又曰：壮火食气。故脾胃虚而火胜，则必少气，不能卫护皮毛，通贯上焦之气而短少”（《脾胃论·忽肥忽瘦论》）。李东垣又将“少火”化用为人体正常状态下的脏腑之阳气（《兰室秘藏·内障眼论》）；以及下焦虚火，如“黄柏，大苦寒，酒洗，以疗冬天少火在泉发躁也”（《兰室秘藏·头痛论》）。
李东垣之后的临床医学家们，多将“壮火”直接化用为脏腑阳热亢盛之实火或实热，将“少火”化用指人体脏腑之阳气、正气。大家临证时务必要清楚其古今名同义别之辨。
李东垣共12次论及“郁火（火郁）”。其所论之“郁火”形成的机制有五。
一者，脾胃“血虚”，运行迟滞，而致“热伏地中”。此类郁火当“火郁则发之……于补气升阳汤中加以和血药便是也”（《兰室秘藏·妇人门·经漏不止有三论》）。
二者，脾胃气虚，感受寒邪，寒性收引，“郁遏阳气于脾土之中”。此类“火郁”之证，当用升阳散火汤治疗（《脾胃论·升阳散火汤》）。
三者，外感寒邪，气机收引凝滞，而致火郁。如“寒气怫郁，闷乱大作，火不伸故也”（《兰室秘藏·头痛论》）。
四者，邪气外袭，郁而化火。如“凡治此病脉数者，当用黄柏，或少加黄连，以柴胡、苍术、黄芪、甘草，更加升麻，得汗出则脉必下，乃火郁则发之也……如脉弦而数者，此阴气也，风药升阳以发火郁，则脉数峻退矣”（《脾胃论·君臣佐使法》）。
五者，脾胃虚弱，过食生冷，中阳郁滞而致火郁。如“胃虚过食冷物，抑遏阳气于脾土，火郁则发之”。此类郁火可用升阳散火汤治疗（《脾胃论·升阳散火汤》）。
可见，李东垣所论“郁火”，是指阳气郁结化火的病机。由此所致的证候，就被称为“郁火证”。该证临床可见头痛、目赤、口疮、身热、大便秘结、小便赤、舌红苔黄、脉数实等症状。另外，后世所言之“郁火”，多指情志抑郁导致的脏腑气机郁滞而化火，临床症见头痛、胁痛、失眠、易怒、舌尖红、口苦、脉弦数等，多用丹栀逍遥散、青黛散之类治之。
李东垣共31次论及“伏火”。其所论之“伏火”的病机，多为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劳逸失度等因素引起脾胃失调，脏腑功能障碍，阴血不足，气机失调，化火生热。其形成机制，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劳逸失度，损伤阴血，阴血亏虚而化火。“内伏火热，而攻（有‘补、滋’之义）阴气，法当去其热内火邪”（《兰室秘藏·内障眼论》）即是此例。
二是寒湿邪气所伤，邪郁化火。如“遇寒……阴阴（通‘隐隐’）而痛，以此辨丹田中伏火也。加黄柏、生地黄，勿误作寒证治之”（《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又如“饮食劳役所伤，自汗小便数，阴火乘土位，清气不生，阳道不行，乃阴血伏火”（《脾胃论·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三是劳逸所伤，脾胃气虚，运行迟滞，气郁化火。此类伏火当用“人参、黄芪，益元气而泻火邪……若久病痰嗽，肺中伏火，去人参，以防痰嗽增益耳……脚膝痿软，行步乏力，或痛，乃肾肝伏热，少加黄柏”（《内外伤辨惑论·四时用药加减法》）。
四是脾胃虚损，气血化生不足，而致伏火内生。如“胃气气虚，不能升浮，为阴火伤其生发之气，荣血大亏，荣气不营，阴火炽盛，是血中伏火日渐煎熬，血气日减……血减则心无所养……少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之伏火”（《内外伤辨惑论·饮食劳倦论》）。
五是素有气阴不足，复感暑邪，而致火伏血中。如清暑益气汤所致的“大便涩滞……致食少，乃血中伏火而不得润也。加当归身、地黄，桃仁泥、麻仁泥，以润之”（《内外伤辨惑论·暑伤胃气论》）。
六是饮食不节，损伤脾胃，清阳不升，化为伏火。如“夫脾胃虚者，因饮食劳倦，心火亢甚……心火乘脾，须炙甘草之甘以泻火热，而补脾胃中元气……又宜加黄柏以救肾水，能泻阴中伏火”（《医学发明·饮食劳倦论》）。
七是痰湿凝结，久则化热。“若久病痰嗽，肺中伏火”即是其例（《内外伤辨惑论·四时用药加减法》）。
李东垣在其4部医书中均论及“伏火”之病机，书中有时会将“伏火”与“阴火”混称。大家只要认真辨识“阴火”与“伏火”形成机理的表述，仔细考察“阴火”“伏火”的临证用药即可发现，李东垣所论之“阴火”“伏火”之名称虽然不同，但是二者发生机理、所致临床病症、临床所施方药则无明显差别。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之说。《黄帝内经》之本意是指五运（风、热、湿、燥、寒）之气因某种因素的影响而“郁滞”，由此产生的灾害性气候、物候可引起人体相对应内脏气机郁滞而发病，治疗时要针对时令特征及具体病机，采用相应的治郁之法，泻其有余之郁气。例如“木郁达之”，是指木运之气（风）被郁，人体可能会发生相应的肝病。肝主疏泄，其性条达，就要用疏散之法使其顺畅通达。在五行配属归类中，肝属木，所以后世多以此作为肝病的重要治法，临证所用的柴胡疏肝散、四逆散之类，皆属“木郁达之”的应用。又如“火郁发之”，是指火运之气（热气）被郁，人体可能会发生心病。心属阳又主君火，有病时多见火热之症，治疗时则宜发散泻热。所以张介宾注：“发，发越也。凡火郁之病，为阳为热之属也。其脏应心主、小肠、三焦，其主在经脉，其伤在阴分，凡火所居，其有结聚敛伏者，不宜蔽遏，故当因其势而解之，散之，外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
李东垣在其著作中，将“火郁发之”的“火”化用为“伏火”“郁火”“火郁”“肝火”等病理概念，并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方药。其5次论及“火郁发之”治法，如治疗妇女崩漏症时，“火郁则发之……于补气升阳汤中加以和血药”（《兰室秘藏·经漏不止有三论》）；再如用“火郁汤（升麻、葛根、柴胡、白芍、防风、甘草）……心火下陷于脾土之中，郁而不得伸，故……火郁则发之”（《兰室秘藏·杂病门》）。
本文在概述李东垣的4部医书中与“火”相关的术语的基础上，分别对其所论的“阴火、阳火”“君火、相火”“壮火、少火”“郁火、伏火”，以及“火郁发之”等重要观点，结合《黄帝内经》中的本意，进行了认真的考辨，试图从其论“火”的维度，探求其学术立场，服务于临床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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