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家学术思想是《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文化底色  PDF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这是道家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及宇宙万物结构模型的认识。该文认为“道”是演化生成“气”（即“一”）的母体，气是万物一体、万物同源、万物相通相应、万物相互联系的传媒和中介。因此，有“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的结论，这也是道家“道气论”的源头。

“道”字在《黄帝内经》中出现了269次，其中单用者186次^[

其一，道家认为“道”是宇宙创生的本原，是万物发生、发展变化的生机和动力（《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黄帝内经》将其作为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的基本学术立场，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中的“道”，就是以阴阳概念表达了“道”是天地万物生成本原的内涵。

其二，道家所论之“道”，有法则、规律之义。故《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将“道”用以表达众多的医学内涵。如“夫治国者，夫惟道焉”（《灵枢·外揣》）及“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灵枢·病传》）中的“道”，就是法则、规律之意涵。《黄帝内经》在此学术背景下，用“道”表达养生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临床诊病法则（《灵枢·终始》）、针刺治病之道等。

其三，道家所论之“道”，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技术之义。《黄帝内经》直接将“道”的这一内涵用以表达医药学领域的相关方法和技术。如养生方法（《素问·上古天真论》）、诊病方法（《素问·玉版论要》）、治病方法（《素问·汤液醪醴论》）、针刺方法（《灵枢·小针解》）等。

其四，道家所论之“道”，也指相关知识的道理、事理。《黄帝内经》更是将这一观念应用于表达医学内容，如“敢问更相反，皆自谓是，不知其道，愿闻其说”（《素问·五脏别论》）中的“道”，即是此意。《黄帝内经》在此背景下，以“道”专指医学道理、医学理论及相关方法，如“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素问·举痛论》）、“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素问·征四失论》）；也指医学理论中的某种观点、某种学术主张，如“至哉，圣人之道”（《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其五，《黄帝内经》认为“道”与“德”有社会道德风尚之意涵，如“中古之人，道德稍衰，邪气时至”（《素问·汤液醪醴论》），以及“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师传》）中的“道”，即是此意。

《黄帝内经》广泛地运用“道”的概念来表达宇宙万物、生命活动的演化规律和相关的理论原则。具体言之，其中所用之“道”，有的指宇宙、天地、自然规律的应用，如“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素问·天元纪大论》）；有的指脏腑、经络、气血、营卫等生理规律；有的指疾病发生、发展、演变过程，如“有道以来，有道以去。审知其道，是谓身宝”（《灵枢·五乱》）；有的指诊脉、望色、察病、辨标本顺逆的理论原则，如“持脉有道，虚静为保”（《素问·脉要精微论》），“标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天之道毕矣”（《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有的指针刺、用药治病原则和方法理论，如“针道”等；还有的指养生保健的理论原则和具体方法，如“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其知道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素问·上古天真论》）等。

至于《黄帝内经》原文中的“经脉之道”“营气之道”“气血之道”的“道”，则是应用了“道”指路径、通路之本义。

可见，《黄帝内经》在以“道论”的概念和观点全面构建其理论体系的同时，对“道”是不可直视的客观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广泛应用。如原文由“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拟于天地，配于四海。汝不知道之谕，受以明为晦”（《素问·征四失论》）。原文明确指出：“道”，虽然是不可直视的，但却是无处、无时不在的，大至天地、四海，小到万事万物，无不受“道”的支配，无不遵循其“道”。学者们若是掌握了宇宙万物生成变化之“道”，就可以发蒙解惑；如果不能认识、掌握和利用自然万物变化之“道”，只能是“以明为晦”，迷惑不解。

“德”是《道德经》所论内容的纲领之一，虽然古今学者对此有诸多见解，但《黄帝内经》在构建医药知识体系时58次论“德”^[

其一，《黄帝内经》传承了“德”之自然淳朴本性在人性中的体现。如“夫恬惔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虚无恬惔，乃合天德”（《庄子·刻意》）；又如“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庄子·天地》）。《黄帝内经》将这一论德的观点用于建构养生理论，而有“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其中的“德”，就是指人类质朴纯真的自然本性。

其二，《黄帝内经》赓续了“德”为“道”，是万物得以生长、发育之生命力（《管子·心术》“化育万物谓之德”）的意涵。其中“天气清静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即是对这一观点的应用。

其三，《黄帝内经》弘扬了“德”即“道”的体现（《道德经·第五十一章》曰“道生之，德畜之”）这一思想。如“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之论，即是其例。此处经文讲述了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认为“气”是天地万物发生的物质本原，而“德”是“道”的具体表现，是天地乃至万物发生、存在、演化的自在规律及其自然属性；在德（规律）和气（天地万物发生的物质基础）的综合作用下→产生了万物（“我”）→生物（“生者”）→人类生命（“神”之广义）^[

在“德”这一表达自然规律之体现的背景下，《黄帝内经》还将“德”专指五运之气和六气变化之常规，如“欲通天之纪，从地之理，和其运，调其化，使上（五运之气）下（六气）合德，无相夺伦”（《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的“德”，就是这一内涵的具体应用；“德”也专指五运之气和六气变化在自然界和（或）人体生命活动中呈现的气化特征，如“东方生风，风生木，其德敷和……其性为暄，其德为和”（《素问·五运行大论》）等。

《黄帝内经》直接将管仲所创立的气、精、精气概念引入医学领域，成为医学理论构建中十分重要的概念^[

其一，《黄帝内经》秉承了先秦道家之“气”构成宇宙万物本原的哲学概念。如“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素问·六节藏象论》）、“气始而生化，气散而有形，气布而蕃育，气终而象变”（《素问·五常政大论》）中的“气”，就具有构成宇宙万物本原的哲学内涵。而人类也是天地自然万类物种之一，所以人类的发生也源于气，故有“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之论。

其二，《黄帝内经》将道家“气论”引入医药学领域之后，赋予“气”更具鲜活特征的生命科学知识内涵，认为“气”是构成人体、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能量、信息的总称。人体生命之气随其性质、作用和存在象态而有阴气、阳气之分；随其转化及其发挥着不同机能，而有宗气、营气、卫气、经气、脏腑之气之别；随其敷布部位的不同及其不同功用，而有上气、中气、下气、头气、胸气、腹气、胫气之名；随其不同形态而有精、气、血、津、液之不同类别，故有“气者，人之根本也”（《难经·八难》）的论述。

其三，《黄帝内经》将“气”引入病因理论，化用为相关的病因术语，如“邪气”“病气”概念。经文中的“气合而有形，得脏而有名”（《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及“三部之气，所伤异类”（《灵枢·百病始生》）中的“气”，就是“气”构建的病因术语。

其四，《黄帝内经》将“气”引入病机理论，化用为相关病机术语。如“余知百病皆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九气不同，何病之生”（《素问·举痛论》）中的“气”，就是以“气”建构的病机术语^[

其五，《黄帝内经》秉承了道家“精”源于“气”，是气中精粹部分的观点。“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管子·内业》）。此处认为，“精”是气之最精粹的部分。《庄子·知北游》“通天下一气耳”命题，既强调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由这“一气”所成，也阐明了宇宙万物之间都是通过“气”为中介而普遍联系的整体思想。这一观点，也成为《黄帝内经》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整体观念的哲学基础。就人体是一个有机联系统一体的观点而言，这肯定了人体原本也是“一气”所成的。

《黄帝内经》传承了这一旨意，认为精是人类生命发生的原始物质，此精在生命发生的初始阶段，按其自身规律，逐渐分解变化为人身的所有形体器官，也就是说，人类一切身形器官，都是由“气”中之“精”生成的，故有“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灵枢·经脉》）的胚胎发育观。此处告诉人们，“气”中之精不但是胚胎人形发育的原始物质，而且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形成胎儿的脑髓、骨骼、血脉、筋肉、皮肤、毛发等有形质的器官，全都是由这“气”中之精生成的。在人出生以后的漫漫历程中，人体自身要不断产生各种各样生命活动赖以为继的营养物质，同样是在“气”中之精所形成内脏的作用下产生的，仍然属于哲学理念中“气”的范畴。因此，《黄帝内经》认为“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灵枢·决气》）。可见，道家之“气”，相当于当今哲学所说的“物质”概念。在此哲学理念的指导下，《黄帝内经》认为人体是一个以心为主宰，五脏为核心，通过经络“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联络和感传作用，各脏腑组织器官共同参与精、气、血、津、液的物质代谢，在完成十分复杂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其相互之间进行有机的配合，共同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体。

《黄帝内经》在道家“通天下一气”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构建了人与自然密切相关的整体联系理论。其中“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于天气”（《素问·生气通天论》）之论就是这一观点的集中体现。这就直接将“通天下一气”的哲学理念，用来说明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通、密切关联的。于是《黄帝内经》进一步强调人对自然万物的依赖，强调了自然界为人提供了生命赖以存在的物质。《素问·六节藏象论》谓“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凸显了人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相通、相应的整体联系思想。这一观念全面、广泛地体现在《黄帝内经》所构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医学理论层面，成为中医药知识中特有的“气论”“精论”和“精气理论”^[

《黄帝内经》认为，宇宙万物变化规律（即“道”）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改造或者违逆客观规律，只能认识、掌握、利用、遵循、顺应客观规律，因此有“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的研究结论。道家提出了“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无为而治”的“趋利避害，顺势而为”的价值取向。《黄帝内经》不但秉承了这一思想，并将其加以拓展、弘扬和引申，广泛地运用于治则治法和养生理论的建立，如直接将“天之道，其犹张弓，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第七十七章》）的论述用于创立自己的治病大法。这些治法不但有“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等对其弘扬、发展之后的具体治病方法，还有“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从之，坚者削之，客者除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素问·至真要大论》）等治则治法。

《黄帝内经》根据老子倡导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道德经·第八十章》）思想，构建自己的养生理论和具体方法，不但直接将“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素问·上古天真论》）作为具体的养生方法，还将“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惔之能，从欲快志于虚无之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作为养生的最高境界。

必须注意的是，“道法自然”的“自然”一词，是指宇宙、天地、万物的发生、存在、演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如地球自西向东的自转、日月星辰等天体自东向西的升降运动、四季寒暑的更迭回归、昼夜晨昏的迁移变更等，都有其自在的、自然而然的运动变化方式，人体的生、长、壮、老、已生命总规律也是如此^[

“辩证”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宇宙万物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广泛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都是运动的而不是静止的，而对立统一规律是万事万物相互联系和不断运动的内在基础和前提。道家理论中的辩证思想虽然还处于初始阶段，还不能与现代辩证法原理等同，但对这些基本观点和理论原则的认识已经比较明晰，而且比较自觉地将其应用于分析世间存在的事物及其联系。

近来有人将道家的辩证思维总结为“统一性”“变化性”“可分性”。

其一，就道家辩证思维而言，道家建立了有无、动静、刚柔、有余不足等对立范畴，揭示了客观事物对立统一的现象和规律。仅《道德经》一书所论的对立范畴就有数十对之多，不仅论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涉及对立事物之间的统一关系。其中“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德经·第二章》），就表达了事物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

《黄帝内经》深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不仅将其运用于对阴阳对立互根、五行相生相克关系的阐述，而且将阴阳、五行之中的对立统一关系全面地运用于解释人体的形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则治法、遣方用药、养生防病等各个层面，并从医学角度提出了“升降出入”“标本根结”“上下表里”“邪正盛衰”“虚实逆从”“寒热进退”“正治反治”“补虚泻实”“治未病与治已病”等对立概念，使道家创立的辩证思维在生命科学的层面得以体现和深化^[

其二，变化性。道家的辩证思维认为，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状态。

《黄帝内经》就是在这一辩证思维的引领下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为了研究人体不同阶段的生命变化状态，建构了两套理论模型：一是男“八八”、女“七七”性机能变化年龄阶段的模型（《素问·上古天真论》）；二是按人类生、长、壮、老、已不同状态构建的，以十岁为一个生理机能变化阶段的理论模型（《灵枢·天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人类疾病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如外感疾病，当人体感染了伤寒邪气之后，随着致病邪气与人体正气之间的胜负变化，所引起的疾病就会沿着六经而传变演化，不同的时日，就会有不同性质的病证（《素问·热论》）；内伤病证也是如此，脏腑感邪生病，也会在脏腑间移行变化，故有“五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至其所不胜，病乃死”之论（《素问·玉机真脏论》）；疾病在一日之中的不同时辰，也会有“旦慧、昼安、夕加、夜甚”的变化（《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这就是《黄帝内经》病证理论中的“变化观”。尤其是“五运六气理论”中的一年五运之气的运行变化、六气的运行变化等，无不体现着天地自然的无穷变化，这些理论，无一不是道家辩证思维中“变化性”概念在《黄帝内经》理论建构中的具体应用。

其三，可分性。“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的原文，充分体现了道家辩证思维中万物可分的观念。《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直接化用道家这一万物“可分”的辩证思维，认为“生之本，本于阴阳……其生五，其气三……此寿命之本也”（《素问·生气通天论》），认为这种万物可分的辩证思维是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思维方法。此处化用自然界一个太阳回归年的阴阳之气变化，可以一分为五：即一年分为五季（即五行）。一年的阴阳之气变化，也可以一分为三：阳气一分为三，即三阳（太阳、阳明、少阳）；阴气一分为三，即三阴（太阴、厥阴、少阴）。于是，《黄帝内经》就应用“三阴”“三阳”符号，构建了藏象理论（《素问·阴阳别论》《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经络理论（《灵枢·经脉》等）、五运六气理论中的六气理论（《素问·六微旨大论》《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素问·至真要大论》）^[

西汉早期在政策上采取了道家“黄老之术”“无为而治”的理念，经过文、景、武帝的励精图治、奋力经营，奉行了于民休养生息的“重民”治国方略，发展生产，使农业、手工业、商业、人文艺术，以及自然科学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国家强大统一，政治上基本是稳定的。盛世修书是一条亘古不变的规律。这种政治背景之下孕育并产生了《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文化巨著，同样也为《黄帝内经》这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百科全书的诞生，提供了充沛的养分和丰厚的沃土。西汉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繁荣的文化发展，繁荣的文化是其成书必不可少的沃土和养分，因而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在这以“黄老之学”为社会价值观的时代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本书以“黄帝”命名的理由了^[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于西汉前期，是官方的思潮，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黄帝内经》成书于西汉时期，与昌盛的“黄老之学”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是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而且其所倡导的“道论”“气论”等理念直接影响着生命科学理论的发生。其构建的生命科学的每一个层面都浸润在“道”“气”文化氛围之中。这也是为何这一医学鸿篇巨著能够在这一时期成编面世的社会背景^[

道家是先秦诸子之学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流派之一，其中“道”“德”“气”“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重要的学术立场，都被《黄帝内经》在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所吸纳，并深深地浸润其中，由此缔造的中医药学也就蕴涵了浓郁的道家学术印记，而以“黄帝”名书，则是其最为显著的标记。由此观之，道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影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