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农家思想对《黄帝内经》理论建构的作用及其意义  PDF

十二月太阳历（阳历）是以太阳回归年（365又1/4日）为背景构建的知识体系。《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的“候、气、时、岁”即是该历法的时间要素。其特点为：①“年实”1年365又1/4日，“月虚”，12个月与“月相”变化无关；②一年分四季（春、夏、秋、冬），每季三个月，分别被称为孟月、仲月、季月（《灵枢·阴阳系日月》）。但凡《黄帝内经》使用的365之数、涉及四季内容的原文，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的“脉其四时动”诊法、《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的刺治方法、《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的脏腑病机分析内容等，都是该历法知识的具体应用^[

该历法特点包含以下4个方面。①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减去尾数作为年节（5～6日），不计入月数的划分，取360日分为十个时间段（月），以十天干之序标记，分别为甲月、乙月……壬月、癸月。②每月36天，分为三旬，每旬十二日，用十二地支纪日。③一年分五行（季），两个月为一行（季），每年冬至日（阳旦）为该年的时间起始节点。一年五季的次序为：木行（春）→火行（夏）→土行（长夏）→金行（秋）→水行（冬）。之所以将每一季称为“行”，是每一年各个季节的气候变化因时序而依次递相迁移运行之故。④上半年为阳，故甲月、乙月、丙月、丁月、戊月为“阳月”。第一季（木行，甲月、乙月，春季）、二季（火行，丙月、丁月，夏季），均由属阳的月份组成，这是五行中木、火属性为阳的历法背景。从夏至日（阴旦）开始进入属阴的下半年，己月、庚月、辛月、壬月、癸月为“阴月”。第四季（金行，庚月、辛月，秋季）、第五季（水行，壬月、癸月，冬季），均由属阴的月份组成，是五行中金、水属性为阴的历法背景。唯有第三季（土行，戊月、己月，长夏），之所以称“长（zhǎng）夏”为“至阴”，缘于该季由一个“阳月”和一个“阴月”组成，季节跨入属阴的下半年^[

该历法在《黄帝内经》建构医学知识体系时得到广泛应用，如将肾的精气化生的、能够促进性器官发育的物质及其功能称为“天癸”，就是因为在五脏应五季的理论中肾合膀胱外应冬季（壬月、癸月，膀胱为腑，属性为阳，应壬月；肾为脏，属性为阴，应癸月）；鉴于一年360天分为五季是十月太阳历的最大特点，经文中大凡涉及五季，每季72天的原文均可视为十月太阳历法的应用，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甲六复而终岁，三百六十日法也”及《素问·阴阳离合论》“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素问·刺要论》“刺皮无伤肉，肉伤则内动脾，脾动则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胀烦不嗜食”及《素问·太阴阳明论》“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等原文，蕴含了十二月太阳历和十月太阳历两种历法制式的应用。其中的四时，是十二月太阳历制式的应用，而四时各寄十八日为72日，五脏各旺72日，则又是十月太阳历内容的体现。再如凡有一年分五季、“长夏”、称长夏为“至阴”、五脏应五季各72日的原文，都是该历法知识的应用。还有如“以春甲乙（十月太阳历法中的甲月、乙月）伤于风者为肝风，以夏丙丁（丙月、丁月）伤于风者为心风，以季夏戊己（五月、己月）伤于邪者为脾风，以秋庚辛（庚月、辛月）中于邪者为肺风，以冬壬癸（壬月、癸月）中于邪者为肾风”（《素问·风论》）所论五脏风证的发病，也是该历法的具体应用^[

太阴历法，简称“阴历”。①这种历法是在古人对“月亮崇拜”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至今仍广泛地应用于穆斯林界。②该历法是以日、地、月为天文背景构建的历法体系，有年、月、日时间要素，其中“年”是虚拟的，而“月”是真实的。③“月相”变化周期则是该历法确立的主要时间节点，十二个月相变化周期为一年，故一年的时间为354日或355日，显然较一个实际的太阳回归年约少11天。大凡《黄帝内经》运用354或355计数溪谷或腧穴时，即是该历法的具体运用；还有女性的生理周期的生理（《素问·上古天真论》之月经初潮年龄及其周期）、病理（《素问》的《阴阳别论》之“女子不月”、《腹中论》之“月事衰少”）、确立临床补泻法（《素问·八正神明论》）以及针刺取穴法（《素问·缪刺论》之“月生月死为痏数”）等理论均是该历法知识的具体应用^[

①阳历和阴历每一年的岁差为10～11日，加之阴历不考虑地球绕太阳的运行，使得四季的变化在阴历上没有固定的时间，故其不能反映季节，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后来人们定了一个新历法，就是所谓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与阴历一样，以月亮圆缺一次的时间为一个月，也就是大月30天，小月29天，可是又用置闰（月）的办法，使得平均每年的天数与阳历全年的天数相接近来调整四季。②阴阳合历是兼顾阳历与阴历的复合历法，融合了地球、月亮、太阳运转的周期。月份依月球运行周期为准，年的长度则依回归年为准，闰月则是为了让月份和四季寒暑相配合而设计的。阴阳合历沿用至今，也是中国传统的历法。③该历法能准确地表达二十四节气。之所以阴阳合历被称为“农历”，就是缘于其与农家的农耕活动密切相关。《黄帝内经》出于构建生命科学知识体系的实际需要，也多次应用刘安的这一研究成果，如“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素问·脉要精微论》），就是建构人体脉象变化与季节气候变化关系相关的理论；《素问》“运气十篇”所构建的“五运六气理论”则更是全面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科研成果^[

北斗历法是人们依据北斗七星的斗柄在一个太阳回归年不同时段的指向方位，推算年、节、日的一种历法。严格来说，该历法仍然属于太阳历法的一种类型，其中的年周期就是太阳回归周期，即366日为一年（取其整数）。这也是“中国历法”研究中所说的“汉朝以前的古代中国历法以366天为一岁，用‘闰月’确定四时和确定岁的终始”。李守力认为“秦朝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使用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历法的朝代。“汉朝初期开始中国历法出现了大转折，全国统一历法，历法也成为了一门较为独立的科学技术。汉武帝责成司马迁等人编写了《太初历》，之后刘歆作《三统历》，这两历的重要特点是年岁合一，一年的整数天数是365天，不再是之前历法的366天^[

该历法也被称为甲子历、干支历，是运用六十干支特殊组合标记年、月、日、时的历法，是中国所特有的历法。其中“干支纪日”是现今历史上最长的纪日方法，据考从伏羲时代就开始有创建，夏朝就开始使用，时至今日从未中断。其特点包含以下6个方面。①以太阳回归年为背景，岁首为立春，1年＝365.2422日。②无论年和月均不取整日，故无闰月、闰日。③用六十甲子组合，循环纪时（时辰，1日＝12时辰）、纪日、纪月、纪年。④“十二月建”是干支历法的基本内容，依据北斗星斗柄的指向确定（北斗星的斗柄指向确定“月建”，是月份的确定标准，故称“斗建”，“建”代表斗柄顶端的指向）。⑤全年12个月，以节气界定，从立春到惊蛰为1月，月建为“寅”；惊蛰到清明为2月，月建为“卯”……小寒到立春为12月，月建为“丑”。年年如此不变。⑥该历法与十月太阳历法使用干支甲子纪时的方法有别，前者是将天干与地支按特定方式组合之后使用，而后者单用天干纪月（十天干正好标记1年的10个月），单用十二地支纪日（十月太阳历法每月36天分三旬，每一旬12天，十二地支正好标记12天）。《黄帝内经》但凡与干支甲子纪时有关的原文，除与十月太阳历法有关外，都会与该历法有关，《素问》中涉及干支的10篇原文，一定属于该历法具体应用的内容。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历法知识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总结，服务于人类生活，服务于农耕经济。人类的生命活动和农耕活动一样，必然经受天地阴阳、四时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计量时间的历法也是对人类生命过程进行计量和相关知识的分析，这就是《黄帝内经》建构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与农家一样，十分重视历法的缘由。由于人类生命过程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故而《黄帝内经》应用了六种历法知识解释相关的医学命题，建构医学的相关理论。

“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河道）可通”（《灵枢·逆顺肥瘦》）。这是农家在农耕生产中疏浚河道的经验总结，体现了顺势而为的思想。河道疏浚对农业生产十分重要，若河道堵塞，不但农田得不到应有的灌溉，还可能酿成水患。《黄帝内经》将农家这一生产经验，应用于构建针刺治病理论，认为针刺治病应循着经络穴道的顺逆施治，方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明代张介宾认为“水有通塞，气有滑涩，血有清浊，行有顺逆，决水通经，皆因其势而利导之耳。宜通宜塞，必顺其宜，是得自然之道也”“血清气滑者，犹临深决水，泄之最易，宜从缓治可也；若疾泻之，必致真气竭矣。血浊气涩者，犹循掘决冲，必借人力，但疾泻之，其经可通也”（《类经·针刺类》）。对此，《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泻之于内”，分别描述了疾病初、中、末三期，病位高、中、下不同类型顺势而治的措施。

《黄帝内经》认为，人体经脉气血的运行具有方向性和时间性，因此针刺治疗疾病时要顺应经气运行路径和时序的规律，方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如“谨候其时，病可与期；失时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曰：刺实者，刺其来也；刺虚者，刺其去也”（《灵枢·卫气行》）。此即指出针刺实证要用泻法，要在经气方盛之时，迎着气血流注方向刺之，加速经脉气血向脏腑灌注；虚证用补法，当在气血运行离开某一部位，经气方衰之时，顺着气血流注方向针刺，有利于气血继续流注其中。《黄帝内经》还将农家这种顺势而为的思路广泛应用于相关理论的建构，如对寒热厥证病机分析的理论（《素问·厥论》），顺应月相变化而增减用针次数治病的理论（《素问·缪刺论》），顺应天时而养生的理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等。

农家“下有渐洳，上生苇蒲”（《灵枢·刺节真邪》）的农耕经验，是通过观察苇蒲的生长态势判断地下土质的墒情和肥瘠，这也体现了认识论中通过事物表象（“苇蒲”）探求事物内在本质（“渐洳”）的辩证思维方法。《黄帝内经》在广泛应用这一思维方法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时，以人们熟知的“日与月焉，水与镜焉，鼓与响焉”（《灵枢·外揣》）生活实践之例为喻，论证人体是一个内外相应的统一整体；论证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虽在体内深不可见，但其生理机能、病理变化“若鼓之应桴，响之应声，影之似形”，必然映象于体表，必然可以通过诊察五音、五色，乃至脉象、舌象等表象变化，探求人体内在脏腑器官的机能变化。因此，临床医生只有把握这一现象与本质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做到“合而察之，切而验之，见而得之”；对于深藏于内的脏腑气血之病证，才能做到“若清水明镜之不失其形”一样明析。医生只有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临证感性材料，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大量生命现象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和抽象，才能做到认证准确无误，论治才会正确无谬。农家论证“苇蒲”与“渐洳”辩证关系的医学意义，也是“司外揣内，司内揣外”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黄帝内经》诊断疾病思维方法的缘起。

《黄帝内经》在诸如农家论证“苇蒲”与“渐洳”及“水与镜”“鼓与响”命题的基础上，将凝练出的“司外揣内”“司内揣外”思维方法，作为建构中医诊断理论的思维基础。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有诸内者形诸外”（《丹溪心法·能合色脉可以完全》）。内在的病变，必然会通过经络气血的作用，从五官四肢等表现于外。某一局部的体表组织器官，与人体内脏器官又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不同部位、不同性质的病证，一定会有不同的症状特征。《黄帝内经》作者通过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活动，掌握了疾病本质与表现于外的病理现象之间密切相关的联系，总结出“司外揣内”的思维方法，并据此建立了中医学独特的诊断手段。

辩证法认为，现象（“苇蒲”）是事物的外部联系，是本质（“渐洳”）的外在表现，其不能脱离本质（“渐洳”）而独立存在，且可以为人的感官直接感知；而本质（“渐洳”）则是事物的内部联系，是现象（“苇蒲”）的内在根据，只有靠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农家就是通过观察大量生动而鲜活的现象（“苇蒲”），尽可能地占有丰富而真实的感性材料，然后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对大量生命现象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和抽象。《黄帝内经》还将农家通过“苇蒲”（现象）探求“渐洳”（本质）思维方法化用为“司外揣内”（《灵枢·外揣》）。

禾苗树木必然是农耕活动主要关注和认真研究的对象，不同的树木材质有其不同的个性特征，同一树木的不同部位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这一个性化差异的认识方法，是《黄帝内经》在建构生命科学相关理论时信手拈来的素材。

如经文认为，“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木之所伤也，皆伤其枝，枝之刚脆而坚，未成伤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灵枢·五变》）。此节经文应用先秦农家对树木植物的研究成果，类比人类不同体质的特殊性，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对某些疾病的罹患性的医学问题，于是经文以木喻人，认为不同材质的树木对风雨旱霜等气候变化，可以产生不同的反应；同一材质树木的不同部位，也会因质地的差异而对损伤因素的反应有所区别。这提示人类不同个体对致病因素、机体病损程度、人体罹病性质而言，缘于体质的因素，存在是否感邪、感邪的轻重状态的差异性；即便是同一生命个体，也有内脏（五脏、六腑、奇恒之腑）与形体（皮肤、血脉、肌腠、骨节）等不同部位，而人体不同的部位对于不同性质的邪气之侵害，亦有不病、易病、少病，或病变之后又有虚实、寒热性质之殊。这就提示人的体质不同、脏腑器官的形质之异，对致病因素的抵抗力、耐受力之不同，不仅体现在外感病中，对内伤致病因素也不例外，故曰“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节、皮肤、腠理之不坚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为病也”（《灵枢·五变》）。经过此番以木喻人的临证类比思维后，《黄帝内经》认为人类体质差异在发病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是《黄帝内经》构建体质理论的思维缘由之一。

《黄帝内经》传载着丰富的体质学内容，如根据肤色黑白辨识体质，根据肥瘦辨识体质（《灵枢·逆顺肥瘦》），根据年龄老少壮小辨识体质（《灵枢·卫气失常》），根据勇怯心理状态辨识体质（《灵枢·论勇》），根据五行五类辨识体质（《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根据阴阳太少辨识体质（《灵枢》的《五音五味》《通天》）等。此处仅以《黄帝内经》将“农家”知识应用于人类体质理论建构之例，以期说明经文体质理论的构建和其他相关理论的建构一样，一定是多元、多路径的。

“民以食为天”，农耕活动所得到的谷、肉、果、菜是日常生活的必需物质。先秦农家还通过切身体验，研究出各种谷物、家禽、家畜的肉、果品（水果、干果）和菜蔬等产品的性味和功效。《黄帝内经》在建构医学理论时，就将农家农耕活动所得谷、肉、果、菜的研究成果，用于治疗或调理脏腑机能，经文“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素问·脏气法时论》）就是农家知识用于建构医学理论的真实记录。

由于人体各个脏腑器官的形态、功能各异，所患病证必然有所不同，调治所用的药食品类之五色、四性、五味必然有所区别，其中“脾病者，宜食秔（jīng粳）米饭、牛肉、枣、葵；心病者，宜食麦、羊肉、杏、薤；肾病者，宜食大豆黄卷（豆科植物大豆的种子发芽后晒干而成，药性甘、平，归脾、胃经，有清解表邪，分利湿热之效）、猪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即大麻，又称火麻，种子可食）、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五禁（禁忌）：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秔米饭、牛肉、枣、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黄，宜食咸，大豆、豕肉、栗、藿皆咸；肺色白，宜食苦，麦、羊肉、杏、薤皆苦；肾色黑，宜食辛，黄黍、鸡肉、桃、葱皆辛”（《灵枢·五味》）。

此节原文论述了调治五脏疾病时的“五味所宜”和“五味所禁”。“五味所宜”所指有二。一是与五脏属性相同之味的农作物对相关内脏有滋养之效，如脾色黄，黄色宜甘，故脾病宜食甘味的粳米饭、牛肉、红枣、冬葵；心色赤，赤色宜苦，故心病宜食苦味的麦、羊肉、杏、薤等。二是根据五脏的生理特性，依据“顺其性为补，逆其性为泻”的原理，应用农作物之味予以调理，如肝色青，宜食甘，即顺肝喜缓恶急的特性而以甘味补之。“五味所禁”，是指五脏有病，禁用与之相克之味的农作物，如“肝病禁辛”，是因为辛属金，能克肝木，又因筋为肝之体，“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再如“心病禁咸”，是因为咸味属水，能制心火，心主血脉，“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素问·五脏生成》）。这说明农家的谷、肉、果、菜对人体具有“养之”“伤之”双向作用，临床应用务必要遵循经文“所宜”“所禁”之规定。

上述原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人体五脏与四时、五行、五味相应，农作物中的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等食物皆有四气、五味之异，可用于祛邪治病，故食材之四气、五味不仅是人体营养的重要源泉，也是脏腑机能调理的重要材质。

农作物中的五谷是人类所需营养的主要来源；五果是食材之辅助品；五畜是血肉有情之品，常被用来补益人体之精血；五菜之味是营养的必要补充。总之，农作物提供的各种食材都能充养助益人体，是维持人体健康的重要物质。日常生活中饮食五味只能调和，不能偏颇，才能使五脏的精气旺盛充沛，从而确保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此乃“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之意。临证时，医者务必要熟悉五脏与四时、五行，以及各种食材之四性、五味的关系，掌握各种药材、食材之四性、五味及其功能特点，再依据“五脏所宜”“五脏所禁”原则，予以药食调摄，养生治病。上述原文的内涵，就是将“农家”知识运用于调治脏腑疾病理论建构的应用实例。

《黄帝内经》在建构五运六气知识体系时，更是全面而广泛地吸纳了秦汉时期“农家”的学术成就，使五运六气知识更为丰富，意义更加广泛。如“敷和之纪”是木运平气之年，该年份的气运变化总体特征是“五化宣平”（即气运变化平稳，不会有强烈的灾害性气候），文中“其气端”至“其令风”句，是指五行中“木”的特性及其可能发生的气候、气象变化；“其谷麻”至“其色苍”则是对木运平气年份农事活动中与之属性相应的谷、果、畜、虫等生物品类生长状态的记载。其他“升明之纪”（火运平气的年份）、“备化之纪”（土运平气的年份）、“审平之纪”（金运平气的年份）、“静顺之纪”（水运平气的年份）情况类此（《素问·气交变大论》）。显然，该篇五节经文就是利用“农家”学术内容为基本素材，阐述五运六气理论中五运（木、火、土、金、水）平气年份的气候特征及其对农作物中的五谷、五果，养殖业中的五畜（马、牛、羊、鸡/犬、豕）、五虫（毛、介、鳞、倮、羽五类动物）等生长、繁衍状态的影响。经文的基本意义在于，人类可以根据气候、气象变化规律，预测相应年份农作物、饲养的动物繁衍、生存状态，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指导农事活动，从而实现“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繁荣景象。这就是将“农家”知识运用于五运六气理论建构中的应用实例，《黄帝内经》在其专论五运六气理论的10篇经文中有深度的展现，并将其纳入中医药知识体系。

人类的农耕和医药活动，是解决民众基本生存和生命救治的两大基本诉求，二者在历史进程中，必然在同源、同根、同宗的基础上相互融通。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黄帝内经》在建构中医药知识体系时对农家知识的借鉴与化用，更加体现了中医药理论的丰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