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视域下《黄帝内经》中自然观探析^※  PDF

在史料文献的记载方面，现存的考古文物、史料文献对于《内经》的记载很少。最早见到《内经》一名，可追溯至《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中的“医经七家”。但是从其成文内容、文字气象上可以发现《内经》成书年代的时间跨度应该较大。

《内经》的中医理论有明显的扁仓医学学术特点。司马迁所编著的《史记》中为扁鹊与太仓公作传，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扁仓医学的繁荣与传承。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也显示出扁仓医学学派对秦汉时期中医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内经》中的部分中医理论与医技也可以看到扁仓医学的学术特点。在学术思想上，有学者对天回汉墓出土的医简及传世文献【与《内经》中的传世文献？】内容进行对比，发现扁仓医学“通天”的学术思想在《内经》中亦可窥得一二^[

《内经》在文化特征上与先秦至西汉时期文化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宋·程颢在《二程全书》中云：“观《素问》文字气象，只是战国时人作，谓之三坟书则非也。”也有学者评价本书“闻气坚削，如先秦诸子”“绝似管、荀”“又类鬼谷”^[

综上所述，《内经》是一部吸收了先秦经典学术成果的恢宏的生命科学著作，是中医学史上的扛鼎之作。不可否认，里面的部分篇章也经历过后世医家的增补、修订，但是战国、秦汉的文化在《内经》的医、文、哲的内容上还是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河洛文化是指发源于黄河中游、洛水流域，即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地域性是河洛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河洛文化是中原核心地区的文化明珠。著名学者许顺湛曾高度评价河洛文化是作为中华文化核心内容的中原文化的文化核心之一。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河洛文化存在的时期非常久远。以河南地区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内出土的众多考古文物中，不仅可以看到石器、陶器等生产工具及生活器具，还有部族文化生活的诸多证据。这说明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中原河南地区已经出现了古老的文明。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现里，可以看到河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昌盛^[

中原地区气候适宜、土地肥沃，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先民在此建立了早期国家雏形。《史记》有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位于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展现出夏商时期青铜文明的辉煌。《逸周书·作洛解》云：“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平王东迁洛邑，以及周朝时中原地区各诸侯国昌盛的国力，无不表明在这个阶段，中原地区已然成为经济、政治的中心地带，中华文化也在河洛地区开始孕育、成长、兴旺^[

河洛地区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非常适合文化的产生与交流，故而河洛文化既可以不断向四周扩散，也可以兼收并蓄不同地域的文化精华。春秋战国时期，不断的结盟、战争、迁徙等政治活动带来的文化碰撞，以及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带来的文化融合，进一步加强了河洛文化包容性、传播性等特征，这也是河洛文化乃至中原文化能够长期保持先进性的重要因素。

《内经》成书在先秦至秦汉时期，在这一阶段河洛文化也经历了发展高峰并逐渐走向成熟。这也决定了《内经》在成书的过程中也会受到河洛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河洛文化视域下对《内经》展开研究，有利于从整体、横纵方面做宏观研究，加深对《内经》的理论研究深度。同时，《内经》的成果可作为河洛文化的一个单体，因此，对《内经》的研究也是对河洛文化的微观研究。

因此，在河洛文化视域下进行的《内经》研究，无论是对河洛文化研究还是对《内经》内容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内经》中的“天”包含很多涵义，但主要是指自然及自然界的种种变化，如天空、天气、天体等。从《内经》中关于“天”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自然怀着崇拜与敬畏之心。《素问·六节藏象论》云：“天至广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素问·宝命全形论》又云：“天地合气，六节分而万物化生矣。”《素问·天元纪大论》亦曰：“故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由此可见，古人认为自然万物的起始，是化生万物的本源。天地之间，阴阳相感，不断分化积累化生出宇宙中的无穷事物。

古人对于天地、自然的崇拜，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中也可以找到相参照的内容。道家观察自然，其倡导的“道论”“气论”在《内经》中都有明显的相通之处。《老子·道经》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自然是万物生存的基础，人类的生产必须依赖自然。“道法自然”也强调了自然的力量，强调人们应该崇敬自然。儒家同样推崇自然，《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先秦儒家的许多概念也都来源于自然，例如《论语·雍也》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以山水阐释“智”“仁”；又如《荀子·宥坐》指出孔子曰“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孔子论水，以水阐释“德、义、智、勇”，显示了儒家对于自然的热爱与推崇。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天地相合的产物。《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生于自然，人的生理、病理变化也和自然有着密切关系，如《灵枢·刺节真邪》有云：“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素问·至真要大论》云：“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人与天地相参体现在《内经》对生理病理认识、疾病诊察、治法和养生等方面的论述上。

在对人体脏腑生理的认识上，藏象学说带有明显的人本自然的思想。《素问·六节藏象论》详细论述了脏腑气血与四时的联系；《素问·金匮真言论》将各脏腑的生理变化与自然变化相应；《素问·八正神明论》《灵枢·岁露论》说明月的圆缺对人体气血盛衰的影响。

在诊法上，《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玉机真脏论》论述外界环境变化对脉象的不同影响，以及在诊脉时要注意时间、季节的变化。《素问·三部九侯论》中以“天地人”三才对应人的形体、经络，其中详细论述了七诊与三部九候合参诊察疾病。

在病机方面，《素问·藏气法时论》系统论述了四时、五行与脏腑病机变化的规律；《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直接指出了百病的发生与燥、湿、寒、暑、风、雨六种气候等因素直接侵袭人体有直接关系，以及百病的症状变化与四时之气的变化相关。在针刺、用药、治则等治法以及养生方法上，《内经》也有许多与自然相关的论述。由此可以看出，“人与天地相应”的人本自然的思想，贯穿于《内经》的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之中。

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先秦诸子们探讨的重要问题。道家学说认为万物的产生与气关系密切，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人也是在这种气的阴阳交感过程中产生的，这与《内经》中关于人之起源的论述类似。道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通，人要与自然相融合来获得境界的提升，正如《庄子·刻意》所曰：“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而德全而神不亏。”

孔孟儒家思想中，倡导人借助自然来修身养性、治国治学，如“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在道德层次上，先秦儒家将自然赋予更高级的精神品质，以物喻人来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语.宪问》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荀子·法行》云：“夫玉者，君子比德焉。”《论语·子罕第九》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先秦儒家在认识自然、观察自然、赞美自然时，往往从人的角度出发，这种人本思想也体现了儒家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承天道归人道，追求与自然交融的“仁义礼智信”的人文精神，实现提升自我、服务社会的终极目标。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由于人是自然的产物，受到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以及自然规律的支配，因此《内经》中关于疾病的治疗、健康的保养都遵循顺应自然这一原则。正如《素问·气交变大论》所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

《素问·异法方宜论》云：“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内经》指出治疗疾病时因地制宜与因时制宜是顺应自然的具象性表现。《素问·异法方宜论》详细论述了东、西、南、北、中五方地域地理特点之不同，而自然环境的不同使得居民体质和患病特点也有所不同，因此在治疗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治法和特色。五方的治疗特色体现了因地制宜的治疗原则。

“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素问·疏五过论》），可见临床中应顺应四时施治，例如《内经》中在论述治疗原则时提到“用凉远凉，用寒远寒，用温远温，用热远热，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在论述刺法时提到要“法天则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时八正之气，气定乃刺之”（《素问·八正神明论》）。《内经》中提到的种种因时制宜的治病原则和方法到今天对中医临床都有着深远影响。

养身防病是《内经》医理部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素问·四气调神论》），若违背了阴阳四时的自然规律，就会造成百病丛生。在如何保持健康上，顺应自然是核心原则，正如《素问·四气调神论》所云：“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

《素问·上古天真论》论述了养生要像“上古之人，其知道者”一样，顺应自然界的阴阳变化规律去保养自己的“形”与“神”，做到“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才能达到一种“形与神俱”的状态，最终“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道家讲人道提倡取法天道。老子主张“道法自然”，自然规律不可违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庄子主张人与自然的相互融合，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与人不相胜也”即人与自然和平相处，遵循自然的规律法则，修身养性。

儒家也强调要遵循顺应自然，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以仁者之心对待自然万物，顺应自然也是仁德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揭示了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人类要明辨自然规律，遵循自然规律，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