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比较中医与西医防治观之差异：中医治疗的是病中的人，讲究整体综合性调节并采用个体化原则进行治疗；西医治疗的是人身的病，讲究局部对抗性治疗，采用群体化标准进行治疗。
中医与西医防治观之比较，是基于中、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属性上的比较而言的。中医的三道合一之人，指的是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中医三道合一而治，是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而解剖刀之下的组织、器官及其细胞、分子等，则是西医临床医学分科研究的范围，但是，在解剖刀之下则人的整体本性就完全不存在了。因此，中医与西医之防治观存在本质区别。
治病中的人与治人身的病，既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治疗观，也是中医治疗与西医治疗的根本区别。
第一，中医在治疗上始终瞄准的目标是病中的人。健康的人是生命过程中表现在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正常的
第二，西医临床的基本特色，是治人身的病。西医虽也会问清患者的症状，但随后西医的思维便直接转到局部组织、器官、细胞、分子水平上去，从而针对性地开出一系列化验、检查的项目单，待相关结果出来之后，诊断便基本确立而开始用药，即治人身的病。应该说，手术方法是西医的长项。不过，手术切除病灶之后，西医类似修理机器零件地治人身的病，也就基本走到尽头了。
越来越多免疫系统的疾病，给西医带来了新的难题。激素疗法固然可以治一时之急，但是无论如何这还是一种对症治疗而已。对于免疫系统缺损、紊乱的问题，能否从治有病的人这一角度上另辟蹊径，应当是身居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需要认真思考、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在细菌、病毒造成的传染病、流行病上，西医历来重视外因。而中医却强调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倡导以内因为主导的防治观。在治疗外感病过程中，西医针对的是细菌和病毒，在人身上摆战场。这与中医治病中的人相比，显然是外因决定论的不足之处。
中医治病中的人，西医治人身的病，这是各自在其基础理论上的临床特色。比较中西医的防治观时，应首先明确这一点。
从临床的意义上讲，中医面对的三道合一之人则表现为状态整体、现象整体、证候整体或信息整体。相对于中医而言，西医临床面对的是解剖刀之下的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分子等，如果也讲整体，那只能说是结构性整体、实体性整体、局部相加的整体。这当然就不是西医理论与临床具体的立足点了。
中医的整体综合性病机，是以藏象理论为根据的。而藏象理论的形成是以三道合一之人为基础的。藏象理论既重视五藏与五藏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也重视五藏自身气血阴阳的消长与变化。从纵向上看，气血、阴阳的消长变化，是人的整体生命的全过程。从横向上看，五藏与五藏生、克、乘、侮的相互关系，构成了人的生命整体。所以纵横相合，才是人体生生化化的全部内涵及其过程。
众所共知，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的楷模。其中，外感病临床病机的分类和判断，着重于气血、阴阳的消长变化，并关联到五藏与五藏在生、克、乘、侮关系中的常与变；内伤杂病病机的分类和判断，着重于五藏与五藏在生、克、乘、侮关系之中的常与变，也关联到气血、阴阳的消长变化。直至今日，张仲景“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治”的模式，依然是中医内、外、妇、儿各科临床普遍遵循的，历时近两千年而未变，也不可能变。
西医的临床病理学，完全是针对人体局部结构、功能进行研究、解释、说明的。西医在临床上接诊患者时，首先也需听取患者关于症状的陈述，然而，西医所收集到的患者的症状与中医临床四诊查知的证候相比，貌似相近，然而其范围、内容、性质以及临床价值却相去甚远。在西医临床中，症状只不过是患者单方面的主观表述和医师进一步检查的导向而已。在这些症状的提示下，西医接着要进行一般性的听诊、叩诊、腹诊检查；在一般性检查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做多种必要的、针对性的影像检查、生化检验等；待到各方面检查、检验的结果出来之后，西医才可能对疾病做出真正的诊断来。
由此可见，西医的病理学诊断与中医的临床病机诊断，至少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方面，中医的诊断是由训练有素的专业医生，在哲学逻辑思维的过程中独立完成的；西医的诊断则是在医生与相关检查、检验科室合作下共同完成的。同样是一位门诊医生，中医师需要具备哲学逻辑思维的能力，而西医师则务必熟练掌握以物理学、化学为基础的相关检查、检验。另一方面，中医的临床病机是对三道合一之人整体性病因病机的认识或判断，而西医临床病理只是对患者局部结构、功能层面上的病理认识或判断。所以在中医临床诊断里，除了“不内外因”导致的特殊疾病之外，即使患者有外感、内伤并见的复杂疾病，也大体都会涵盖在整体性病因病机的统一认识或判断里。而西医则不同。除了生物、心理、社会三个医学分支体系的临床病理各有各的标准之外，西医生物医学体系的呼吸、消化、循环、泌尿、血液、免疫、内分泌各个方面的疾病各自的临床病理诊断标准也不相同。由此足以说明，中医师与西医师彼此在知识结构与临床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形上性与形下性，哲学与近代自然科学，综合与分析及演绎与归纳的差异。这种差异，在过去的五千年里没有合二而一，对未来的预见里亦仍是一片茫然。
中医的临床治疗原则，是针对三道合一之人而做出的整体宏观调理。从军事的角度看，中医整体宏观调理的总体性谋划，相当于从军事全局出发而制订的战略决策。在疾病的过程中，若是五藏中的某一藏病了，则五藏及其相互之间生、克、乘、侮的关系、联系全变了。中医要治疗某一藏的病，当然要从变化了的五藏及其相互之间生、克、乘、侮的关系、联系来考虑。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藏府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的第一条，围绕治未病这一主题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仲景在这里以肝病为例，意在启示中医的整体综合性调节的基本治疗原则，强调从五行与五藏相互关联的整体高度，来思考疾病治疗的原则与方法。接着，仲景以肝虚病的治疗为例，提出“补用酸（入肝），助用焦苦（入心），益用甘味（入脾）之药调之”的方剂配伍原
西医的局部对症性治疗，也包括局部化学药物的对抗性治疗。这种治疗方法直接面对的，都是人体局部的结构与功能。在西医的观念里，人身整体是局部结构与功能相加的整体，所以认为局部结构与功能的治愈，则人身整体也就应该恢复了健康。
西医临床医生在对病情大体了解之后，疾病的诊断基本上依靠生化检验科室、影像科室来完成，不需要像中医临床医生那样从前到后、从上到下、从外到内，翻江倒海似的反复思考。当西医常用的生化、影像等方面的检查完成之后，治疗原则、治疗方法以及药物的运用，也便是习以为常的照章办事了。
近一百多年来，西医对人体局部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水平越来越深，越来越细。随着西医治疗的方法与药物越来越丰富，药源性疾病与医源性疾病也越来越多。当西医进入分子水平的今天，再往下走半步便是非生命领域的原子水平。西医已经走到自身发展尽头的危机，也许离现实仅有半步之遥了。当此之时，医者更应当牢记两千多年前哲人们所提出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名训。三道合一之人的整体，永远大于局部结构、功能叠加的人身整体。这是讨论中医整体综合性调节与局部对症性治疗时，不可忽视的问题。
中医在临床治疗上遵循的原则基本是个体化的，而西医临床治疗上采取的标准基本是群体化的。在此简要地加以比较说明。
中医的辨证论治讲求辨证求因、求机，审因、审机论
中医面对的人是三道合一之人，由于每一个人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心理环境、人文修养各不相同，因此要想准确认识一个人疾病过程中的内因、外因和病情变化的特点，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或者是通过复杂而严谨的哲学逻辑思维，得以完成的繁重而艰难的脑力劳动过程。从系统论的角度讲，人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这一巨系统里，影响疾病的内因、外因、病情变化的因素太多。即使是一个外来病因引发的外感病，由于每一个人先天禀赋、后天长养、性格特点、人文教养、生存环境、时令气候、生活习惯、性别、年龄的不同，其病情的表里虚实、病势的轻重缓急则各不相同。所以，因复杂的个体差异而形成的疾病诊断、治疗的个体化，是中医突出的也是根本性的特点。
在谈到中医的临床辨证论治时，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对于这一说法进一步的解释是：同病者异证，异证者异机，异机者异治；异病者同证，同证者同机，同机者同治。这当然是对辨证论治个体化特色进一步的解释而已。不过从这一解释也可知，决定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核心，必然是疾病过程中的临床病机。
在中医学里，疾病的名称只是一种笼统、模糊的概念，或者是对患者五藏及其气、血、阴、阳不正常的提示性说明而已。中医的病名不代表临床诊断，对患者临床病机的揭示才是对患者自身不正常现象的临床诊断，才是中医临床对疾病实施治疗的根本依据。进一步讲，在中医的临床观念里，疾病是一个时间性的过程，针对这一疾病过程的辨证以明察病机，也必然是疾病治疗中不断进行并超越着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讲，中医临床的病名是笼统的、模糊的、相对不变的，而疾病过程中的病机诊断必须是准确的、清晰的而且是变化着的。只有准确、清晰地把握疾病过程中病机的变化转归，才是判断一个合格中医的基本标准。
在对中医外感病的治疗上，不论是从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还是从三焦辨证的角度看，所展现的都是个体化治疗原则的灵活运用。比如，《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太阳病阶段，有中风、伤寒、温病三种基本类型；有传经与不传经的不同演变趋势；有病情较轻时三种基本类型治疗上的不同混合；有太阳病的兼证、变证；有太阳病与少阳、阳明的合病、并病；有太阳病的疑似证；更多的还是太阳病误治之后的种种虚实寒热交错呈现的坏病。上述病情都与太阳病的治疗有关，张仲景将上述病情一并纳入外感的辨证与治疗范围，并从种种病情之变中，推出种种个体化治疗原则和方法。这里且不讲《伤寒论》中阳明病、少阳病、太阴病、少阴病、厥阴病的具体内容，仅就太阳病篇复杂的诊断与治疗而言，已足以说明个体化治疗是中医临床辨证与治疗的普遍原则。
综合起来，要想真正理解中医治疗的个体化特色，则需要对以“三道合一之人”为基础的中医藏象、四诊、病机、治则、方剂、中药一系列基本理论，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的全面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临床上参天地之化育，观心身之交融，守定生命之整体，专注证候之变化，谨察病机之转归，做到一人一病、一时一方、方随法变、机圆法活。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以病机为核心的中医个体化治疗原则。
什么是西医群体化的治疗标准呢？众所周知，西医流行病、传染病的诊断和治疗，首先关注的是引起疾病的细菌、病毒等外来病源。在对外来病源侵犯的病灶、病位准确诊断的情况下，对同一类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都有一套相对规范的原则与标准。具体在抗细菌、病毒的药物选择以及用量、用法上，也就随之趋于群体化规范。即使有一些差异，也只是规范过程中一些局部性、细节性的小问题而已。另外，西医在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手术治疗方面，群体化规范的标准则更仔细，更严格。影响外科诊断和手术治疗的往往是设备的配备问题，而不是医学自身的问题。在设备齐全的情况下，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诊断为同一种外科疾病，不分男女长幼，都执行相同的治疗原则与标准。这就是西医治疗标准的群体化特点，可以说是一病一标准，万人一标准。
由于西医面对的人，是局部结构、功能的人，因此呈现在西医面前的，永远是人的局部。局部出现了病变，便对着局部认识病变，对着局部解释病变的原因、机理。在西医的基础理论里，人体被划分为若干功能系统。这些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的功能系统，与一般系统理论的系统，与中医五藏与五藏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在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上则完全不同。西医的功能系统是人身局部结构组织连成的系统，西医的人身整体是局部系统叠加起来的整体。所以，西医的临床诊断是关于局部组织与功能异常的诊断。即使在多系统同时发病的情况下，也只是多个局部组织与功能异常的相互累加而已。这在西医的临床诊治上，既不复杂，也不是难题。
西医的临床诊断明确之后，临床治疗自然是关于局部组织与功能异常的群体化对抗性治疗。如上所述，只要诊断为同一种疾病，不分男女长幼，都执行相同的治疗原则与标准。即使病情复杂一些，临床治疗也自然是各种个体化对抗性治疗的相加。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西药不良反应而导致的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针对局部的群体化对抗性治疗而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是造成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增多的重要原因。在病情相对复杂的情况下，群体化治疗基础上的局部不良反应也随着病情的复杂而增加。这种局部不良反应的“相加之和”的问题，是当代西医面临的无法自我解决的最大难题。
有学者谈道：“个体化的具体治疗是临床治疗的最高标准。”这是在西医一病一标准，万人一标准的现实情况下，对人类医学未来发展的一种期盼。可以断定的是：如果人类医学的总体模式不改变，如果西医独占人类主流医学的现状不改变，这一期盼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笔者认为应当在这一提法中加上“中医”两个字，即“个体化的具体治疗是中医临床治疗的最高标准”。这不仅准确地揭示了两千多年来中医防病治病的一贯标准，而且也为中医走向世界和未来医学模式的改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些年来，国内外不少人都曾经谈到未来人类医学革命的问题，这里将多年来埋在心里的一句话说给大家：中医基础理论与辨证论治走向世界之日，就是人类医学革命到来之时。
随着西方生物医学进入生命和医学的极限，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随之大量涌现，这正是当代生物医学面临的自身难以解决的最大困惑。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位一体新的医学模式。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了这一观点并广为传播。然而，生物医学、社会医学、心理医学三者，原本是三个相互不交叉的医学分支。基于本文的相关论述可知，三者中的生物医学是形下性的，是把整体生命的人视为机器一样，拆成了局部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而不以解剖学为根据的社会医学与心理医学两者，自然是形上性的。互不交叉的三个医学分支永远不可能合成为同一的医学理论体系，生物医学面前的医源性疾病、药源性疾病必将永远是生物医学防不胜防的最大难题。从这一意义上讲，以“天道之人、人道之人、个体化之人”为根基的中医学非存在不可，而且一定会复兴。这也正是多层次、多角度讨论中西医比较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