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疫病学历程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证思考  PDF

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为“寒温一统，统于伤寒”。该立场是以《素问》为其代表，如《素问·热论》之“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等论述就彰显了这一立场。《难经·五十八难》紧随其后，认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仲景《伤寒杂病论》认为，温病是伤寒中的一个类型，如《伤寒论》第6条之“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伤寒病六经辨证论治理论，成为指导一切外感病治疗的圭臬，自此也就有了伤寒病的广狭两义分类观念。另外，还可从成书于东汉时期《神农本草经》中相关药物防治疫病的内容予以体现。可见，两汉以前对外感热病认识的基本观点是伤寒、温病及其中的疫病都属外感类疾病，统归广义伤寒所辖。这是两汉及其此前古人与疾病进行斗争进程中的智慧结晶，也是温病学及其蕴涵疫病知识的孕育阶段。

温病学中的疫病知识起源较早，由于古代生产水平、科学水平所限，再加上其他社会原因，诸如战争、饥荒等，使许多温病中的疫病广泛蔓延，疫邪日益猖獗，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温病学中的疫病知识，便在民众与疾病斗争中孕育产生。从现存的医学文献分析，从战国到秦汉时代，当为温病学中疫病知识的萌芽时期。在此时期中，虽然还没有专论温病学及其中疫病的文献出现，但是人们对温病中疫病应当怎样防治的认识已经萌生，有不少科学设想和具体经验散见于有关医学文献之中，为后世温病学中疫病知识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①提出概念：疫、疠、温疫、毒疠，属“温病、伤寒”范畴；②病因：外感邪气所致（《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素问·遗篇·刺法论》）；③发病途径：呼吸道传播，“天牝pìn”（鼻腔、呼吸道）入侵（《素问·遗篇·刺法论》）；④有明显季节性（《素问·六元正纪大论》）；⑤传染性、流行性：“疫”字，即有传染之义（《素问·遗篇·刺法论》）； ⑥伤人毒烈、病情严重：“厉”，即疠，严厉、毒烈（《素问·六元正纪大论》）；⑦可测、可防：药物预防、精神预防（《素问》的《六元正纪大论》《刺法论》，《神农本草经》）。这就是为何将先秦两汉医药文献有关温病中疫病知识称之为中医疫病学“萌芽时期”的理由。

这一时期的学术特点可以概括为“寒温分论，时有交叉”。自仲景之后，历经华佗、王叔和、葛洪等数百年间诸医家的研究和临床验证，发现温病及其中医疫病知识和伤寒虽都属于外感病范畴，但有明显的差异。于是在魏晋隋唐时期的医学家便将温病与伤寒分而论之，将疫病又称为时行病而独立为章，葛洪、陶弘景、巢元方、孙思邈、王焘便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中唐时期的王焘在其所编撰的《外台秘要方》中，汇集上自《素问》《九卷》，包括仲景、华佗之论，下逮稍早时期的孙思邈、张文仲等计达近20家之言，始将伤寒与温病、与疫病（时行病）的内容分卷论述，开创了“寒温分论”之先河^[

这一时期对温病、疫病病因的探索和防治方剂的创制有了较大的发展。就温病、疫病的发病原因而言，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乃同类疾病，雅言“伤寒”，俗称“时行”，为“疠气所致”，认识到温病中疫病的病因是一种特殊的致病因素，不同于其他病因，这种特殊的疠气，致病传染性强。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识到温病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是不同于一般病因的、特殊的致病邪气，并独立为章（“时气病诸候”43论，“疫疠病诸候”3论）而专论之。这些认识对后世吴又可“疠气学说”的产生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可以概括为“深化寒温分论，创新治疗思路（用药寒凉）”。由于这一时期医家沿袭了中唐“寒温分论”理念，加之百家争鸣的活跃学术氛围，使得温病学科及其中疫病知识的发展，有了必要的学术氛围和必需的学术养分。如在理论上有了“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变皆是热证”之说；治病思路强调热病治宜寒凉（刘完素）；在对待仲景学术经验方面，率先打破了《伤寒论》表证必须用麻、桂辛温解表的方法（郭雍），认识到很多外感病滥用辛温解表，足以误人（刘完素）；首先提出应用经方不能墨守成规，要因时、因地、因人、因病而灵活加减、随证化裁（朱肱）等。这些经验为后世建立以寒凉清热药为中心的温病治疗思想打下了基础，在温病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大转折。故后世有“伤寒宗仲景，热病崇河间”之说。

这一时期在理论上也有了新的进展，如宋代郭雍的《伤寒补亡论》认识到，发于春季的温病以及其中的疫病，既有冬伤于寒至春而发，也有感受春季时令之邪而发。元代王安道在《医经溯洄集》中对温病的病名、病理、治则均有独特的见解，认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因为温病与伤寒的发病机理迥然不同，温病属里热外发、怫郁于表之故，因而治疗当以清里热为主，解表兼之。这一看法，划清了寒温界限，为温病学说脱离伤寒而成为独立的学科体系，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故吴鞠通称其“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温病条辨·序》）。罗天益的《卫生宝鉴》对温病证治作了规律性提示，如按热邪分别在上焦、中焦、下焦，以及热在“气分”“血分”不同部位而分证、制方、用药，这为清代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方法的形成无疑有了可资借鉴的启示。中医疫病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应有的进步和发展，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温病及其中医疫病理论研究方面：①提出温病的病名、病因病机、治疗用药，温病有别于伤寒（朱肱《伤寒百问》，罗天益《卫生宝鉴》）；②刘河间之“六气皆从火化，六经传变皆是热证”（《素问玄机原病式》）；③郭雍认为温病有伏邪、新感两类（《伤寒补亡论》）。二是治疗思路有所突破：①强调治疗热病以寒凉为主（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②提出外感病因按邪在三焦以及邪在气、在血，分别制方用药（王安道《医经溯洄集》）。此时对温病以及其中的疫病认识逐步深化，理论、治法有所创新和突破，为后世温病学的成熟辅以基础。

温病以及其中的中医疫病知识在这一时期的学术特征可以用“伤寒温病，各自发展”概括。仅就温病学科及其中疫病知识的发展而言，金元以前，论述温病者大多遵《黄帝内经》《伤寒论》之“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伏气温病”，惟明代汪石山才提出了“新感温病”概念，既丰富发展了温病乃至疫病的发病学内容，又为论证春、夏、秋、冬四时皆有感而即发温病、疫病提供了认识基础。明末的瘟疫流行使吴又可经过临证实践而创立温疫辨证施治理论，从而有了《温疫论》专著诞生，提出了温病不同于伤寒的独到见解。清初喻嘉言提出瘟疫防治新思路，创立秋燥致病新理论，倡导温疫分三焦论治，补充了温病也有秋伤于燥而成，并自订清燥救肺汤治疗燥病的方药（《医门法律》）。尤其是叶天士《温热论》、薛生白《湿热病篇》、陈平伯《外感温病篇》、王孟英《霍乱论》和《温热经纬》、余师愚《疫疹一得》、吴鞠通《温病条辨》等温病学家及其温病学专著的出现，既为温病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治疗温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法方药知识体系。温病学自此也就成了独立的学科，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伤寒、温病、疫病学科各自发展成为定局，因此这一时期的疫病学科，可以用“多种疫病专论相继涌现”和“中医疫病学渐趋成熟”概括其成就，具体言之：①多种疫病专论相继涌现；②疫病属于温病学中的特殊病种；③病因学：不是六淫邪气，而是感受自然界“异气”，又称为“戾气”“杂气”（吴又可）；④发病途径：邪从口鼻而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⑤传变规律：一是“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叶天士）；二是上、中、下三焦（吴鞠通）；⑥病变特征：传染性，流行性，一气一病，症状相似，致死率高；⑦治疗思路：温病用药不同于伤寒， 两者“用药，一温一凉”（《柳宝诒医案》）。

中医疫病学在这一时期的经历特征，可以用“理论趋于系统，应用更加广泛”概括。自新中国成立来，温病学及其中医疫病知识逐步走向规范，广泛地运用于临床实践，并且取得显著的疗效，如运用温病学及其中医疫病理论和方法指导治疗流型性脑炎、流行性乙型脑炎、小儿脊髓灰质炎、流行性出血热、麻疹、天花（豌豆疮）、百日咳、细菌性痢疾、疟疾、肠伤寒、钩端螺旋体病、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手足口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急性感染性疾病，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近几十年来，对温病学及其中医疫病的治疗，常用的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攻下通里、补气益阴等治法的作用机理、相关方药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伴随着温病学科的长足发展，中医疫病学科逐渐从温病学科中分化出来并独立发展，首部《中医疫病学》^[

归纳近70年来中医疫病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的新思路，如匡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