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西医结合对糖尿病肾病分期辨治是一种独特的病证结合诊疗理念,西医治疗同时对糖尿病肾病进行分期中医辨证论治取得新进展。现从证候病机、专家经验、临床研究3个方面汇总梳理有关研究,以期为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肾病提供系统化的分期诊疗思路。
糖尿病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是一种常见的糖尿病并发症,现已成为慢性肾脏病患者住院的首要原
现代学者以证候病机为切入点,借助各类统计学方法探究不同分期DKD的病机特征及其关联性。孙超
DKD为本虚标实之证,整体证候病机随着疾病分期进展表现出递进式演变规律和趋向性转化特征。早期DKD以气阴两虚夹瘀为主要证候病机;中期DKD则阴损及阳,温煦乏力,水湿、痰饮渐生,与瘀血胶结,本虚证存在气虚、阴虚、阳虚的多维转化,标实证则以瘀血为主,或夹杂湿、痰、浊等病理产物;晚期DKD则气血阴阳亏虚,痰湿瘀血绞缠,日久酿化浊毒,证候病机以浊毒或瘀血的标实证为主导,阴阳两虚证次之。此外,血液透析可改变晚期DKD患者本虚证和标实证的主导地位,表现出类似中医“祛邪”的功效,提示西医干预措施可能对DKD患者证候病机存在一定的外在调控影响。
朱辟疆教
专家经验的临证分期依据多参考DKD的临床分期标准和实验室指标,分期以三分论为主,其他分期论点争议源于专家对肾功能指标异常的解读差异,蛋白尿和肾功能减退被视为DKD病情进展和证候转化的客观依据。目前专家基于DKD本虚标实的证候特性将补虚泻实视为核心治则,临证强调活血化瘀的同时,重视益气养阴、补益脾肾、滋阴温阳及利湿降浊等治法的灵活运用,并由此衍生出一方分期加减、分期方证对应和一期多证多方等多种治疗思路。
吴以岭院士曾基于络病易入难出、易滞易瘀、易积成形的病机特点与DKD肾脏细胞外基质成分调控机制间的内在关联提出了“肾络”的概念定
DKD创新病机理论学说的提出者普遍认可“肾络”的概念定义,主张结合不同分期DKD的病理特征进行微观辨证,都存在因热瘀阻肾络的DKD微观病理变化认识,临证多采用清热、活血之法,施治方药多为自拟方加减。
在西医治疗措施上加用中医药干预措施是当下中西医结合治疗DKD的主导方案,具体可分为单方加减应用、中药方剂联用、中药制剂单用、中药制剂联用及中药方剂联用中药制剂等,用药途径包括口服、直肠滴入、注射给药和多途径联用等。以下依据DKD的临床分期(Ⅲ期、Ⅳ期、Ⅴ期)梳理中西医结合治疗DKD的临床研究,
刘星星
符杨浠
单留峰
由上可知,以活血通络或益气养阴为核心治法的中医药治疗方案可应用于所有分期的DKD患者,如参芪地黄汤、补阳还五汤、百令胶囊、丹参酮ⅡA注射液和黄芪注射液等;以温阳利水为核心治法的中医药治疗方案则多用于Ⅳ期和Ⅴ期DKD患者,如真武汤、苓桂术甘汤及金匮肾气丸等。此外,具有祛风利湿通络功效的雷公藤多苷片对Ⅲ、Ⅳ期DKD表现出较好的临床疗效,但其机制探讨更多集中在免疫调节、调控炎症的药理阐释,未明确单用该药时的中医证型要求。
近年来中西医对DKD的病机、病理研究和理论认识均有了不同程度的进展,DKD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呈现多元化、效果佳的趋势,在遏止DKD病情进展、改善临床症状、调控检查检验指标及防治DKD并发症等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优势。然而,现有的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辨治DKD各时期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点:(1)腹膜透析、胰岛素及降糖药等主要西医治疗措施对DKD中医证候病机的外在调控影响尚不明晰;(2)DKD分期论点存在差异,中医辨证方法尚未形成共识;(3)Ⅴ期DKD和部分涉及中药制剂的临床研究缺乏安全性评估;(4)单用口服类中成药的临床研究多未进行中医辨证分型或仅以实验室指标为主要结局指标,缺乏中医疗效评价,无法明确“方证对应”是否为口服类中成药实现最大临床获益的隐性充要条件;(5)临床研究多为小样本、单中心的低质量研究,缺乏对DKD患者终末期肾病发生率、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等中远期获益的明确评估。
针对上述问题,希望未来的研究以中医证候病机为主线明确降糖药、胰岛素及腹膜透析对不同分期DKD患者中医证候的调控影响,构建合理的中西医互证联通理论框架;强化中药、中成药的辨证论治用药意识,增强中医药临床研究设计能力,开展更多设计周密、多中心、大样本且长期随访的临床研究,促进中西医结合对DKD分期辨治的理论整合和临床应用,为DKD患者提供合理、有效、安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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