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60年（1960—2019年）的月平均风速为（1.20±0.27） m/s；波峰段（1969—1976年）的月平均风速为（1.65±0.49） m/s；波谷段（1998—2002年）的月平均风速为（0.64±0.25） m/s；波平段（1960—1968年；1977—1997年；2003—2019年）的月平均风速为（1.15±0.29） m/s；波峰段和波谷段分别与60年的月平均风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波平段的月平均风速变化的离散度减少，60年及波平段的四分位间距分别为0.4 m/s、0.3 m/s。
运气学说是祖先留给后人用于观察天象，了解人文的智慧，反映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也反映了气候对疾病的影响。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2019年底开始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都体现了气候对疾病的影响。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仝小林院士根据当时的运气特点，提出“寒湿疫”，指明了疾病的病因病机，为后续治疗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反映了运气学说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成都地区与中原地区相隔较远，加上近些年温室效应、快速城镇化建设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干扰等因素，能否继续通过传统运气学推算方法，预测气象变化并指导临床值得学者们关注。根据60年为一甲子的说法，本研究将对一个甲子中的运气学规律进行研究。因检测数据受限，本文选择近期60年（1960年—2019年）成都地区的气象数据，并选择以月平均风速为风气的代表，和传统运气学推算结果进行对比，以了解传统运气学是否可以预测成都地区的气象变化，并指导临床用药。
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中心（http://data.cma.cn/）获得1960—2019年都江堰站点地面气候资料月值数据集。都江堰站点情况说明：区站号56188，北纬31°，东经103.40°，海拔698.5 m。
将月平均风速（m/s）作为六气中“风”的检测指标，纳入研究。六气是将一年均分为6段，每段约60日又87刻半。虽然六气依次交替，但存在“当至不至，不当至而至”等情况，为减少六气太过、不及对研究的影响故选择2月（初之气），4月（二之气），6月（三之气），8月（四之气），10月（五之气），12月（六之气），为各段气的代表。因为2、4、6、8、10、12这6个月份，位于每段气的中间，可减少各段气交替时太过或不及的干扰。
根据60年中每年2、4、6、8、10、12这6个月份的月平均风速值作曲线图。其中，将月平均风速均处于较高水平的时间段称为波峰段；将月平均风速均处于较低水平的时间段称为波谷段；将月平均风速变化较小，曲线变化较平稳的时间段称为波平段。
1969年—1976年共8年的月平均风速较高，处于波峰段；1998年—2002年共5年的月平均风速较低，处于波谷段；1960—1968年、1977—1997年、2003—2019年共47年的月平均风速变化较小，曲线变化较平稳，处于波平段。波峰段和波谷段分别与60年的月平均风速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图1 成都地区近60年的月平均风速图
纵坐标代表风速，横坐标代表时间，每两个点的时间间隔为2个月，如第一个点代表1960年2月，第二个点代表1960年4月，以此类推
| 时间段 | 起止时间 | 月平均风速 |
|---|---|---|
| 60年 | 1960—2019年 | 1.20±0.27 |
| 波峰段 | 1969—1976年 |
1.65±0.4 |
| 波谷段 | 1998—2002年 |
0.64±0.2 |
| 波平段 | 1960—1968年；1977—1997年；2007—2019年 | 1.15±0.29 |
注： 与60年的月平均风速相比
王渭
大运：主管每年全年的岁运，也叫主运。如大运为木运，则谓风气主运。所谓丁壬合化木，即逢丁年和壬年，即为木运主运，全年以木、风、肝、胆的变化为主。理论上，木运所主的年份，“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故木气主运时，全年以风气为主。同理，一年四季，也分为木火土金水五气，如春天以木气为主气，春三月，主发陈，是草木开始萌芽的时间，也是多风的季节。而一年中又有主运和客运的区别，即主运主管一年正常气候变化，包括木火土金水五运，表现为春、夏、长夏、秋、冬五季。同一季节下，虽然南、北、东、西、中五方的气候表现不一样，但都需遵守宇宙阴阳变化的基本规律、四季更迭的顺序，此为主运，年复一年，永远不变。客运则与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几大行星和地球、太阳、月亮的关系有关。不同年份，不同行星会对地球的温带、日照、风速、潮汐等产生不同影响，所以被称为客气。客气对主气的影响，谓主客加临，即主气会受客气的影响。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地貌差异大，导致每个地区都会有当地独特的气候特点，如西藏藏族结合当地的特点形成藏历，以指导当地生产生活。因此，《黄帝内经》里有七篇大论，详细地论述了运气的推导，以及对物候的影响。
六气是风、寒、暑、湿、燥、火（君火、相火）的简称，六气以三阴三阳为主，结合十二地支来说明和推算每年气候的一般变化和特殊变化。主气用以描述常规的六气变化，客气则用以描述每年的特殊变化。主气与客气相合，即为主客加临。主气有六，从大寒开始，即为初之气，按照初之气（厥阴风木）-二之气（少阴君火）-三之气（少阳相火）-四之气（太阴湿土）-五之气（阳明燥金）-六之气（太阳寒水）的顺序依次推移。传统认识中，初之气-厥阴风木从每年大寒开始，含大寒、立春、雨水、惊蛰4个节气，相当于每年的春季。因为木在天为风，因此，每年春天的气象特点是风气变化较大。
从
观察
可能与以下3个方面有关。
在历史上，何时建运存在两种争论，分别是“立春建运”和“大寒建运”。刘玉庆
但“立春建运”模式仅限于刘玉庆等人的研究，且从王冰之后，各代医家均用“大寒建运”模式，通过与临床结合，取得了许多临床疗效，并指导了历代瘟疫的防治。因此，不能完全否认“大寒建运”的历史意义。但既然“立春建运”模式似乎与现代的气象特点更接近，也提示学者们需要考虑近一千年来天体位置变化对我国气象的影响。是否能以此推翻王冰所提出的“大寒建运”的运气学计算模式，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运气学说是几千年前，先人观测天象、物候的变化规律而总结出来的。其历史悠久，根据传说，伏羲一画开天而演八卦，而八卦中的巽卦、震卦就代表了风、雷。从此可以看出上古之先人，对气象变化已经有了很深刻的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先人们的居住地从甘肃迁移至黄河平原。运气学说不断发展、完善，与天干、地支、五行间生克制化等知识融合，不仅可以用于气象观察，指导农耕，还能指导用药，防治疾病。从运气学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先人也是根据居住地、时间的改变，因时因地制宜，修改推测气候变化规律的计算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生产生活。
因此，不同地域，如使用同样的运气学推测方法，必然存在差别。如十三朝古都洛阳位于河南省西部，地处东经110.8°～112.59°，北纬33.35°～35.05°之间。成都的气象观测点位于成都平原西北部的都江堰，地处东经103.25°～103.47°，北纬30.44°～31.22°之间。两者的经纬度差别较大。其次，洛阳地处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境内多山川丘陵；而成都位于四川盆地，境内山地、丘陵、平原交错，且因为盆地的地形闭塞，气温与湿度均较同纬度地区稍高，有雾大湿重、云低阴天多的特点。我国的气候类型主要有5种，先人虽然从甘肃迁移到黄河下游，但这一地理区间，均属于当今的温暖带。而成都位于高原气候区、温暖带、亚热带三种气候特点相互作用的地区，因此成都的气候变化程度较传统中原地区大。
由此可知，成都的气候特点，经、纬度，地形地貌都与中原地区（如洛阳）的差别较大。因此，中原地区的运气学推算公式需要结合成都的情况进行参数的调整，使运气学推算结果更加准确地反映当地的气候物候，以更好地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及防病、减灾。这也反映了中医学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思想。
唐宋以来，就有许多医者认为五运六气是一个固定的推算公式，与各地区或每年的气候变化不符合，故弃之不用。笔者也同意五运六气学说对临床的指导意义有限，原因如下：（1）我国幅员辽阔，同一时间下，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区环境的差别很大，必须考虑不同地区环境下气候的变化，才能辨证地对待当时、当地气候对人和自然生物的影响。而目前留存下来的运气学资料中，如何在不同地区，根据当地的地理位置、地貌特点，调整运气学的计算方式等，是没有详细的研究或介绍的。（2）运气学的范围太大，包括了时间医学、气象医学甚至命理学的部分内容，但又不可与之等同。如时间医学需要研究日节律、月节律、年节律，而运气学则可以研究年以上的节律变化。而在气象医学的研究中，运气学只包括了部分内容，不可将运气学等同于古代的医学气象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由于所获得的资料有限，本文只选择月平均风速这一指标作为风气的代表，因此可能产生选择偏倚。今后还需继续收集相关资料，更加详细地分析运气学和气象学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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