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主张痰饮病治法是攻逐水饮，不主张温补，并提出“温补转剧”之说。而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则主张痰饮病“当以温药和之”。事实上，“和”一字，有兼顾平衡两方面的特点，“温药和之”有平衡正气和水饮邪气两方面之意；张子和以攻邪立论，不仅与仲景之言没有矛盾，而且更突出了痰饮病邪气久留的影响，用药时不可以温补，须顷刻祛邪。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五十岁左右作为随军军医经历军旅生活，后曾短暂入召太医院，晚年在友人麻知几及门人协助下完成《儒门事亲》一书。《儒门事亲》成书于金大正年间（1224—1232年），共十五卷。从《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得见，张子和认为“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
在《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的开首，张子和已开宗明义，指出“留饮，止证也，不过畜水而已
班固的《白虎通德论》提及：“故水者，阴也，卑，故下。”张子和亦引用此概念，指出水的本质属阴，本应为人体一部分，但因各种原因而成为邪气。《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提到“水濯濯如囊浆，上下无所之”，指出水无属于自己的居所，会因哪里有空隙而流溢至该处，故水在不同人身上停留，就会衍生不同名称之饮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化气，阴成形。”张子和把水在身体滞留日久的影响总结为两大方面，正如《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所言之“在阳不去者，久则化气，在阴不去者，久则成形”，留饮一方面会耗损阳气，另一方面会成为有形之实邪。
张子和认为：“今之用方者，例言饮为寒积，皆用温热之剂以补之燥之。
《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抨击当时之医家以“温补治饮”作为主要治饮之法的做法。上述已说明留饮不一定皆为寒积，此段张子和更提出，即使真的是有“寒饮在中”，亦不应投温热药。张子和指出当寒饮在中焦，“以热药从上投之”虽看似合理，但反而会“为寒所拒”。这是因为病邪所在和药力所到之间存有差异，故出现“水湿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上焦枯，其下焦寒栗
治水饮当首先确保气机通畅。张子和在文中引用《素问·六微旨大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之说，强调气的出入升降如常最为重要。虽然说人之气向来贵在通畅，任何疾病均与气机息息相关，但治水饮时气机通畅尤其关键。因为《素问·经脉别论》有言：“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水作为有形之物，荡漾于六腑中，化则为津液，不化不通则为留饮，其害更甚于气滞。又《难经‧三十一难》曰：“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当留饮堵塞于胃肠时，其实也阻碍了三焦在全身气血的流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腠者，三焦通会元真之处。理者，藏府肌肉之纹理也。”《灵枢‧本藏》曰：“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因为三焦和腠理的联系，留饮的影响亦不限于里，而往往影响肌表。换言之，留饮虽只在一处，其害却远播。但治疗上因留饮有形，相较于无形的气，更可以被明确地攻逐出人体。而攻逐留饮后，要评价气机通畅与否，可从饮食得知，因脾胃为气机升降的枢纽，《儒门事亲》多处皆以“思食”“食进”为邪去正安的证明。
正如上文所述，张子和并不认为留饮是单纯的寒积，水固为寒，但留饮的侧重点在于其留结于内，故并不能以温补阳气之法祛除。《素问·至真要大论》曰：“留者攻之。”指出当病邪留滞不去，应以泻下、涤饮、攻瘀等法“攻之”。张子和在《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中曰：“况乎留饮下无补法。气方隔塞，补则转增。岂知《内经》所谓留者攻之，何后人不师古之什也！
治疗留饮时机方面，张子和认为邪未祛除时不宜补，新病宜峻药速攻，久病宜缓攻。《儒门事亲·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诠十三》曰：“若先论固其元气，以补剂补之，真气末胜而邪已交驰横鹜而不可制矣。
药性方面，张子和非常重视寒热。即使同为攻下药，性不同则功效有别。《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曰：“前人处五饮丸三十余味，其间有矾石、巴豆、附子、乌头，虽是下攻，终同燥热，虽亦有寒药相参，力孤无援。
上文已提及到张子和对“留者攻之”的理解和运用此法时该考虑的因素，接下来则会透过讨论《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所载的医案，来理解该如何把握“寓补于攻”的尺度。
《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载：“昔有病此者，数十年不愈，予诊之，左手脉，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脉，三部皆滑而大。微小为寒，滑大为燥。
张子和认为第一阶段的治疗应先涌寒痰数升，攻逐在脏腑的水邪，大汗出能外泄在皮毛、腠理的水，再引导水液到腑中润其燥垢而使之能从下出，曰“余以瓜蒂散，涌其寒痰数升，汗出如沃，次以导水禹功，去肠胃中燥垢亦数升，其人半愈
张子和认为第二阶段的治疗可以用淡渗之品。经过先前大刀阔斧地攻逐水饮和处理燥热，气机已经大致恢复通畅，“然后以淡剂，流其余蕴，以降火之剂，开其胃口，不逾月而痊
最后一个治疗阶段，若邪未尽去，仍可攻邪，但强调中病即止，不要攻邪太过，曰：“复未尽者，可以苦葶苈、杏仁、桑白皮、椒目逐水之药，伏水皆去矣。
总结以上三个治疗阶段可知，张子和的攻邪和补益并非互不相干。第一阶段祛邪同时透过输布津液而补益阴津；第二阶段透过清热利水药补脾胃，恢复脾胃受纳运化而验明全身气机通畅；第三阶段则提醒攻邪手法该灵活，时刻注意药力，以免过犹不及。由此病案可知张子和如何攻中带补、寓补于攻，阐析了“留者攻之”的深度。
张仲景（150—219年），名机，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邓州）人。曾为长沙太守，被后人尊为“医圣”，著有《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古往今来，学医之人皆奉《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为经典，其中《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就曾详细讨论了痰饮病的证治，并提出“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法。
人饮水入胃，但脾胃阳虚运化无力，水液不布而为痰饮。痰饮属阴邪，能阻碍气机，继而再伤阳。仲景所说的“痰饮”，即张子和所说的“留饮”。此病从病性看，当属正虚邪实。正气虚，故应用温药以温运脾胃；邪气盛，故应用温药以温散寒饮。用药的目的在于调和虚实，损有余而补不足。
温药，一般指药性温，助阳气之品。和，指调和缓解。魏荔彤在《金匮要略方论本义》中说：“言和之，则不专事温补，即有行消之品，亦概其例义于温药之中，方谓之和之，而不可谓之补之益之也。
由以上可见，张仲景“温药和之”不同于一般医者“温药补之”，虽然一般医者医治痰饮病时亦多用白术、桂枝等温性药物，但背后运用之理法有异。换言之，仲景和张子和的观点并非相互对立。
上一部分已厘清了“温药和之”和“温补”的差别，仲景和张子和二人，实际上都以使气机通畅为目的，但这样并不代表两人治痰饮的方法一样。
张仲景“温药和之”的代表方为苓桂术甘汤，方能温阳化饮，健脾利水。方能使水邪从小便去，亦符合张子和对“攻邪”的理解，如直接引用仲景此方来论述“饮当去水”的观点原是更直接。只是，自宋以来医师普遍喜用辛温香燥之品，同时又潜移默化地受仲景“温药和之”思想的影响，以为饮就是寒，只能用温药以治之，而没有其他方法。故此，张子和反而引用“今代刘河间依仲景十枣汤，制三花神佑丸，而加大黄、牵牛。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丸，气流饮去”的例子去阐述“去水”之法。从《儒门事亲》书中多次引用仲景条文可知张子和熟读仲景医书，其明知苓桂术甘汤为治痰饮的第一方，却不用以此方解释此病，可能别有深意。三花神佑丸加了大黄、牵牛，泻下逐水之力更强，可以推断张子和更加重视邪气对气机壅室损伤的一方面。
上文提到，饮为阴邪。仲景的时代，死于伤寒者不计其数，而伤寒病是以伤阳气为主要发病倾向的，或而令仲景更关心的是阴邪阻碍气机，会进一步损伤虚弱的阳气。反之，张子和的年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盛行，人们滥用香燥，伤于热的人很多，故其更担心阴邪阻碍气机，会使气郁化火，进一步伤害阴气。张仲景重视饮为寒邪，易伤阳气，阳气伤则阳虚气机不通；张子和则重视留饮为停留之邪，留而化热成实，阻碍气机。两者虽重点不同，但最终都以气机通畅为治病依归。张子和虽然不同意“饮为寒积”，却从未反对“饮为阴邪”，而“温补转剧”之剧更有可能是针对“气机阻塞”转剧，是针对留饮成实而言，而非寒邪直接恶化。对张子和来说，温药本身便离不开温运、温散之品，按“温补转剧”的基理来看，即使用温热药的目的不在补，亦有“水湿未除，反增心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之风险。故张子和更希望以神佑丸为例子，说明甘遂、大戟、大黄、牵牛等寒凉之药亦能逐水助气机恢复运化，非定要以温运、温散之品，才能帮助脾胃。神佑丸又来自十枣汤，继承仲景逐水不忘顾护脾胃之意，又比十枣汤更为寒凉，以针对时弊，更能体现张子和能融会前人之言，而变通于今日之病。
《儒门事亲·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二十四》论述了张子和对留饮的认识。首先，从何谓“饮”讨论张子和为何反对“饮为寒积”的观点，再说明“温补转剧”的机理。然后，提出张子和处理水饮最在乎气机通畅，“留者攻之”是恢复气机畅通的方法，并以病案说明“留者攻之”有不同阶段和层次，恰当使用能寓补于攻。透过比较张子和之“温补转剧”与张仲景之“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治痰饮思想，可知张子和提出之治法不但没有与仲景相违，而且继承了“温药和之”的治法，对饮邪久留这一方面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