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此次我国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救治中，中医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张仲景之《伤寒论》对之影响深远。笔者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与伤寒的关系从命名方式、病因病机、六经辨治等方面展开了论述。
己亥年末至庚子初春一场袭卷全球性的瘟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悄然而来，令笔者不禁想起二千年前东汉末年仲景时期的“伤寒”大流行。笔者通过收集相关资料归纳此次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案，结合《伤寒论》的理论及自身三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对其从中医命名、病因病机等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可通过六经辨证采用经方治疗，具体阐述如下。
新冠肺炎因其具有广泛的传染性，当属“疫病”范畴，当无异议，但其病性或属温、或属寒，医者不乏争议。笔者从中医疫病学理论来看，疫病属于温病，亦属于伤寒。因为伤寒同样包括传染病，早在东汉末年张仲景就在《伤寒论》序中说得明白：“余宗族素多，向余两百……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可以设想，若非传染病，怎可造成如此高之致死率？因此可认为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治疗外感传染病的第一部著作。天有风寒暑湿燥火（热）六气，若其气候异常较甚，常之六气即变为六淫之气，则易袭人伤体而致疾，但若六淫夹合戾气，则成“疫病”，其传染性增强、致死率增高。吴又可在《温疫论》言“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有别于六气之异气成为“戾气”。但戾气又岂可独立于天之六气而独行独往？戾气必是杂合六淫之气，祸乱人畜致病而暴发疫病。因而，“疫病”若从六淫属性不同来命名，可分为“温疫”“寒疫”“湿疫”等，既体现戾气致病特点，又体现六淫偏嗜与加之于人的致病特点。
清代医家钱潢在《伤寒溯源集》说到：“外邪感人，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通过分析人在疾病中出现的外在表现，即可判断出机体感受的邪气性质。此次的新冠肺炎以发热、干咳、乏力或腹胀、便溏等为临床表
此次新冠肺炎的隔离观察期为十四天，而《伤寒论》第10条“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可见风邪犯病的整个发生、发展和结束过程也就是十几天左右。若夹杂了戾气，则致病情况另当别论。亦从侧面证明戾气非独行于六淫之外。因此，早期暴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此后全国各地由武汉“输入”的病例，笔者认为诊断为“寒湿疫”较为合适。至于此后各地出现的传染病例，则因时因地因人之异，出现“温热”“湿热”等病因病性。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由第三版起，中医辨证施治均有详细描述。针对确诊病例临床治疗期选择的方剂——清肺排毒汤，由《伤寒杂病论》中的多个治疗由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如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等，组方合理，性味平和。该方的治疗效果显示出了经方治疫的巨大作
从六经辨证来看，寒邪所致的疫病早期更多表现为少阳证，因寒邪侵犯人体，少阳相火被郁，火气上扰，患者常出现一些口苦、咽干之症；随着病情的进展，病邪逐渐传至太阴，这时患者出现腹胀、腹泻、呕吐等症状；后期可能进入少阴阶段，出现厥脱之证。少阳证，当以和解少阳为法，清肺排毒汤中就含有小柴胡汤；太阴证候，可选用理中汤；而后期的厥脱证，仿仲景法当使用四逆辈，此次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方案中危重症患者内闭外脱证也是使用附子、人参或参附注射液等药以回阳救
几千年来中医的发展与传染病息息相关，从东汉的张仲景到明末的吴又可，再到清代的叶天士、吴鞠通，历代名医在诊治传染病中不断探索总结，积累了丰富的抗疫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流行性脑膜炎，以及非典、禽流感和此次的新冠肺炎，中医不仅积极主动介入，并逐渐展现出独特优势，比如2011年版《中国流感指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布的第一个流感指南，而本次新冠肺炎国家救治方案，更是从第三版到第七版都列入中医药辨治相关内容，全国中医治疗率更是高达90%以上。因而，每一次疫病大流行既是对人类的挑战，同样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好契机，相信中医之路会越走越好。
